“在我找采血针的时候，他拿起试纸谎称要看一看，却偷偷用指甲破坏试纸。”
    王斌回忆当时的情景，采血针一时找不到，情急之下他用缝衣针给对方采血，当他再拿起试纸时，发现试纸被抠去了一块。
    “我脑袋轰的一下，他肯定是了。”
    十五分钟后，检测的结果确实是两道杠，对方疑似感染。
    王斌还对安朵描述，结果出来后，对方夺门而出，而他一直在强迫自己镇静。
    几天后，对方在交友软件上告诉王斌，他是感染者，他活不长了，王斌一定也跑不掉。
    对方不知道的是，在安朵的帮助下，当时的王斌已经在服用艾滋病病毒阻断药了。
    二十八天的疗程过后，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阴性，王斌躲过一劫。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王斌仍记得每一个细节。
    “怎么会忘？在获救和感染之间，我熬着挨过一个个白天和黑夜，最终是pep让我获得了重生。”
    艾滋病病毒阻断药首次引发全国网民讨论是在二0一七年中期，一则“男大学生在泰国清迈做按摩被迷奸”的帖子被疯传。
    人们在不断讨论这个男大学生故事的真伪与离奇的同时，还惊讶于艾滋病也有“后悔药”可吃。
    来自洛兹乡的邵春，和王斌一样，对方在隐瞒的情况下摘掉了安全套，所幸他快速服用了pep。
    但对不了解阻断药的人来说，就只能被动与艾滋病病毒“赌博”。
    在安朵的微信上，常常有人在发生高危行为几天后感到害怕，才想到微信咨询，安朵只能遗憾地告诉他艾滋病病毒阻断药已经过了适用时间。
    二十七岁的钱小芊在几年前发现男友出轨后，选择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男友的愤怒。
    但就在那一次和陌生人的一夜情之后，她感染了艾滋病。
    “发生意外之前，我对pep没有了解。”
    钱小芊说，来到“爱心家园”参加互助活动后，她才知道了阻断药，以及暴露前预防用药。
    现在，她在一家民办教育机构工作，周末也要加班赶工。
    “我要求必须戴安全套，但他一开始欺骗了我，被我发现后才照做。”
    两周后，检测结果显示，钱小芊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为什么是我？当时我想到了自杀，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
    但钱小芊最终没有自杀，而是一个人什么都没带，离开了临江。
    为什么是我？是很多感染者被感染后咨询安朵时常常问的第一个问题。
    安朵时常感到非常痛心的还有——
    迄今为止，安全套仍是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但在双方地位并不对等的性行为中，比如权色交易、商业性行为，安全套往往得不到严格的使用。
    对于持续面临感染艾滋病高风险的人来说，暴露前预防用药比艾滋病病毒阻断药更适合。
    美国的研究人员评估发现，美国的一名男同性恋，一生中有六分之一的概率被感染。
    三亿多美国人中，有超过一百万人的高风险人群适用于暴露前预防用药。
    “美国在没有将暴露前预防用药纳入预防策略时，每年新发感染稳定在五万左右。
    “该措施开展后，新发感染数据出现了下降。”
    安朵在一本艾滋病专业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报道。
    但安朵认为，我们临江县很多医院目前还不能给就诊者开暴露前预防用药的处方，因为国家没有批准药物的这一用途。
    “暴露前预防用药如果有人咨询我们会解答，但都会告诉咨询者目前没有官方的用药指导。”
    安朵为此深感忧虑。
    pep在中国的普及率不高，即便大城市的男同群体，也并非人人都了解，而像临江这样的边境县城，可能一年都碰不到一两个阻断案例。
    安朵认为，艾滋病病毒阻断药在实践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受众人群知晓率低。
    “目前主流宣传中，没有针对艾滋病病毒阻断药的详细介绍。”
    在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中心男同性恋干预工作指南中，也仅仅提到——
    “发生意外后向专业人员寻求帮助。如有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艾滋病病毒阻断药来进行阻断。”
    安朵就和袁复生商量，希望临江县医院感染科为咨询者提供全力提供艾滋病病毒阻断服务。
    当遇到需要阻断的人后，安排他们前往县医院。
    王斌回忆，当时他决定前往县医院购买艾滋病病毒阻断药时，给附近的几家医院打了电话，但表示没有这种药物，他们无法处理此类事情。
    王斌从发生意外到服下第一次药，花了四个小时。
    而邵春仅仅检测出对方艾滋病病毒抗体呈不确定性，便已过去了四十八个小时。
    他连夜打车去了普宁，当他服药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个小时。
    艾滋病病毒阻断药的价格大概在三千到四千元，对于经济窘迫的人来说，钱是他们需要解决的另一个困难。
    安朵常常对咨询者开玩笑道：
    “这个后悔药，本来一元钱可以搞定的事，大家却要花上四千元！”
    她的意思是讲，一元钱不到的一只安全套就可以解决安全性行为，最后却要花费四千元通过吃阻断药来达到防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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