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华荣和蒋云霞拉着平板车到院子里停下，随即前后脚进屋。
    苏华荣去把叶四丫背起来，蒋云霞则帮着抱两床被子，一床铺在平板车上，一床盖在叶四丫身上。
    苏华荣把叶四丫放好在平板车上，用被子裹严实，便连忙又拉着往大队去了。
    蒋云霞没再跟着去，站在门口深深喘口气，便转身回家去了。
    吴巧艳还没走，一直站在她家门口。
    见蒋云霞喘呼着回来了，只用一副单纯好奇的模样问她：“婶，四丫怎么样啊？”
    蒋云霞往大队方向看一眼，轻呼着气说：“我看是很凶险，都烧得翻白眼了，浑身烫得炭块子一样，好像……连气都不喘了……”
    听得这话，吴巧艳心头暗喜。
    但她脸上没有表现出来，故意蹙眉装着道：“这么严重吗？”
    蒋云霞一脸担心，“确实挺严重的。”
    吴巧艳往大队方向看一眼，低下头来，嘴角微微一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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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华荣几乎是两步带三跑地把平板车拉到了大队卫生室。
    从平板车上背起叶四丫，进了卫生所把她往墙边旧木床上一放，便立马急着去叫医生，“周大夫，麻烦快看看我家丫头，她烧得不省人事了。”
    周大夫穿一身颜色很旧的白大褂，过来看到叶四丫的样子，神色瞬间也绷紧了。
    他不敢多耽搁，连忙找了体温计给叶苏四丫量体温，同时又去兑药水。
    药水兑好过来挂起来，拿了体温计一看，皱眉道：“都烧成这样了，怎么才送过来？”
    苏华荣心里有一百句为难的话，却都没有张嘴说出来。
    周大夫也没再多说什么，忙又给叶四丫扎针挂水。
    苏华荣看他扎好针调好了滴药的速度，神色担忧地问：“周大夫，严不严重？”
    周大夫脸色凝重，眉心还结着，“已经烧到四十多度了，都烧休克了，你说严重不严重？先挂水退烧，要是不行的话，赶紧送去县里医院。”
    苏华荣不敢再说话了，心脏“噗通噗通”地快要跳出来一样。虽然四丫头命在旦夕，但她还是忍不住地想——要是送去县里医院，那这病哪里治得起哦？
    她耷着脸色在床头的竹条长椅上坐下来，在心里暗暗祈祷——大慈大悲的神仙菩萨们，救她家小苏瓷一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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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二和大儿子叶安国下工到家，看到灶冷锅凉，正忍不住要发作的时候，被蒋云霞过来告知了四丫头发烧昏死过去的事，便又把这股子脾气给压下了。
    刚好蒋云霞前脚一走，几个出去割猪草拾柴禾的女儿回来了。
    晚饭有人做了，他便抬脚出门，去了大队卫生室。
    他到大队卫生室的时候，四丫头的吊针水刚好要挂完。
    听苏华荣苦着脸唠叨了几句，他迈步走去床前，往四丫头脸上看了看。
    苏华荣站在他旁边还在说：“周大夫说了，这要是醒不过来，得送去县城医院呢。”
    然这话话音刚落，叶老二就看到四丫头睫毛颤了颤，睁开眼睛来了。
    他也没回头，直接道：“去什么县城医院？这不是醒了么？”
    听得这话，苏华荣忙看向叶四丫。
    看到四丫头果然醒了，正扑闪着长睫毛慢慢眨眼睛呢。
    她一时欣喜，忙去找周大夫。
    周大夫刚好上完厕所回来，听到苏华荣说叶四丫醒过来了，自己也松了口气。
    他看了眼吊针水，过来给叶四丫拔掉手背上的针管，按上酒精棉球。
    随后伸手摸了摸叶四丫的额头，又拿手电翻开她的眼睑照了照她的眼睛，开口说：“身体素质还不错，扛不过来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回去还得观察，如果高烧还是不退的话，明天再来挂一针。”
    吊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苏华荣接着话小着声音问：“周大夫，这一针多少钱？”
    周大夫关了手电筒，“六块钱。”
    听到这个数字，苏华荣下意识看向叶老二。
    叶老二能说什么，孩子生病过来看病，用了人家的药水，还能不给人钱么？
    这年头上，大夫给人看病确实是不要钱的，农村卫生室里呆的也都是些赤脚大夫，但针水和药，那都是要钱的。
    苏华荣轻轻吸口气，从褂兜里掏出洗得发白的蓝格子手帕。
    打开卷得整整齐齐的手帕，看了一会，抽出唯一的一张大团结，送到了周大夫手里。
    叶老二没多说话，直接背起叶四丫出门去了。
    苏华荣收了找回来的零钱，仔细把手帕再卷起来收回褂兜里，又看向周大夫问：“这吊针瓶能让我拿走吧？”
    周大夫看她一眼，没多说什么，直接把吊针瓶拿下来给她。
    苏华荣不止拿了吊针瓶，还拿了输液管。
    这些东西拿回家都能有用，譬如圆滚滚的玻璃瓶，冬天灌上热水扔被窝里，可以当个热水瓶什么的。
    苏华荣拿着吊针瓶出来，叶老二已经把叶四丫放在平板车上盖好被子了。
    夫妻俩拉着车往家回，苏华荣叹着气说：“一瓶吊针水，六块钱就这么没了。可是这要不来，小苏瓷这回恐怕就……”
    叶老二默着不说话，片刻后往路边啐一口唾沫，“学就别上了，下来干活。”
    苏华荣转头往叶老二看一眼，“这半年也不上了？”
    叶老二步子迈地大起来，主意已定，“不上。”
    ……
    苏瓷意识混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仿佛是躺在什么车上，脑袋被晃得来回摇，眼前是夕阳西下的半边天，树梢映着暖橘色的光。
    头顶上有人在说话，说什么读书没用的言论。
    她大脑滞钝得没办法思考，脑袋随着板车摇着摇着，便又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苏瓷再一次醒来，是在第二天早上。
    她是被一阵扩音很重的广播声吵醒的，眼睛重得还没睁开，便听到了有人在广播里声音激昂地做说话，比较清晰的词是——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农业学大寨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主席……
    耳朵听着这些情绪饱满的话，苏瓷慢慢睁开眼睛。
    方格窗里落进来的光照亮了整间屋子，墙面是泥土砌的，屋里除了通铺被子，还有一只旧木箱子，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目光转了一圈到床前，只见一个约莫四五岁的小男孩儿趴在她床前。
    小男孩儿皮肤白，眼睛乌溜溜的，穿着却灰扑扑的，盯着她看一会，奶声奶气问：“四姐，你醒了呀？”
    苏瓷盯着小男孩儿的眼睛，目光慢慢变得清明。
    屋外喇叭里充满激情的演讲还在继续，她意识到了什么，眼睛忽一睁，猛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小男孩儿被她吓了一跳，站起来往后退一步。
    他歪歪脑袋，疑惑地看一会苏瓷，又问：“四姐，你怎么了呀？”
    苏瓷没回答他，她坐着木一会，一把掀开身上的被子下床。
    目光扫到木箱子上有一面巴掌大小的毛镜子，她过去一把拿过来，对着脸就照起来。
    果然镜子里的不是她本人，而是一个约莫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小姑娘脸蛋小巧白皙，眼睛大大的，眉眼唇线间流露出一股子娇怯之气，扎着两根乌亮亮的麻花辫子，漂亮得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
    眉心中间有一块手指尖大小的星形紫印子，像是被掐出来的。
    看完脸蛋再往下看，身上穿着灰旧粗糙的布褂子，上面还缀着补丁。
    看完脚上打补丁的灰布鞋，苏瓷放下手里的镜子，转身回到床边，一屁股坐在床沿上。
    她坐着发愣，小男孩儿就站在床前定盯着她看，一脸疑惑。
    片刻，苏瓷也把目光转向了小男孩儿。
    她看着小男孩儿充满奶气的脸，慢慢处理脑子里一点一点多出来的信息，也可以说是原主的记忆。
    现在是七十年代中期，一九七五年。
    原主叫叶苏瓷，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家里有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哥哥送给她大伯家养去了。
    对于七十年代，苏瓷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穷！
    对于现在这个叶家，她按照原主的记忆总结起来就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非常穷！
    别说是缺衣少食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是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的二十一世纪，家里有八-九个孩子，那也得穷得光屁股啊！
    想到这里，苏瓷空了腰上的力气，直接往后一倒。
    看着茅草覆的顶，脑子里只剩下四个大字——坑！老！子！啊！
    还没等苏瓷感慨完，房门上布帘响动，又进来一个人。
    一个中年妇女，留着长发在脑袋后盘了一个很矮的发髻，身上的衣服是暗蓝色，布料同样十分粗糙，染色不大好，上面也缀有补丁。
    有了原主的记忆，苏瓷自然认识这些人。
    在她床前站着的奶娃娃，是原主的小弟弟叶安家，现在才五岁。而进来的这个妇女，手里端着碗拿着饼，是原主的母亲苏华荣。
    苏华荣走到床边，在床头木箱子上放下碗和饼，很自然地伸手上来摸苏瓷的额头，一边开口问她：“感觉怎么样了？”
    苏瓷没说话，苏华荣又把额头靠过来，直接用自己的额头探她额头的温度。
    这举动弄得苏瓷下意识往后一缩，却也没能躲开。
    苏华荣探过了苏瓷的额头，说：“好像不烧了。”
    说罢端了碗过来，把刚烙好的饼送到她手里，又说：“家里就这一点白面了，平时也舍不得吃，妈特意给你烙的，赶紧吃。”
    苏瓷看看自己手里的白面饼，又看看碗里的棒子稀饭，还有一小碗酱黄豆。
    这些东西在她眼里都算很粗糙的饭食了，但她知道，在叶家，这是逢年过节都不一定能吃上的好东西。
    小弟叶安家站在床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白面饼，闻着棒子稀饭的香甜味，眼见着口水就要流出来了。
    好在他收得快，“咕噜”一下又给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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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z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