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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 怀念编辑家袁启生

    作家、编辑家袁启生去世一年了。这一年里,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每当我想到他真的走了时,我与他交往的桩桩件件就浮现在我眼前……
    一
    清远市,在广东之北,在湖南之南,乃连接湘粤两省的咽喉之地。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早在1990年秋、1993年春、1995年夏,我曾因采访、因办案,驱车南下广东,往返皆从清远城外经过,无论清晨、傍晚,还是烈日当空,最引我注目,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条清澈蜿蜒、气象万千的小河。我曾在我的反映缉毒生活的中篇刑侦小说《红色通缉令》《毒枭落网记》中,浓墨重彩的描绘了这条小河的美丽。尽管如此,我却没有动过要去清远市观光的念头。那三次路过,都是自带小车,若愿意进城,是极其容易的事,只要小车掉个头就能做到。但那时的我的确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后来却不同了,我是非常地想去清远,有时候恨不得一步就扑进清远市的怀抱里,以至常在梦中驾车驶向清远。待我从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却仍在长沙。这时,想去清远的心情便越加迫切。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去清远的机会,这种机会却迟迟没有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当你有机会去的时候,你不想去,当你想去的时候,却很难找到机会。
    我要去清远的念头,是从1995年金秋萌生的。因为那一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与清远市文联主席袁启生有了书信联系。当时,我创作了侦探纪实文学《追匪连云山》,想在一家纯文学期刊上发表。我从一家报纸上读到了《飞霞》杂志的征稿启事,它的主办单位是清远市文联,主编是袁启生,它需要纪实文学类的稿件。我很喜欢《飞霞》这个刊名,于是我就按照征稿启事上的地址:清远市政府综合大楼416号,将《追匪连云山》直接寄给了主编袁启生。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没有回音。我把这事看得很正常。因为现今很多刊物上都登着这样的启事:“本刊稿件一般不退,故请作者自留底稿,从稿件投往本刊之日起,2个月后不见采用通知,方可另行处理。”我想:一个多月离两个月已经很近了,到了可以另行处理的时候了。我拟从电脑中再调出一份《追匪连云山》,另投他处。就在这时,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装得胀胀鼓鼓的陌生信件,信封上赫然印有:清远市公安局《清远治安》杂志社。我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两册《清远治安》创刊号,其中附了一封袁启生给我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已办理了离休手续,不再担任清远市文联主席。《飞霞》杂志因多种因素停办。他去文联任职前,曾在清远市公安局任职多年。如今离休了,清远市公安局返聘他创办综合性杂志《清远治安》。我的侦探纪实文学作品已刊登在《清远治安》创刊号。由于编发创刊号时间太紧,来不及事先征得我的同意。如有不妥之处,请我原谅。并希望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办好《清远治安》,力争成为公安宣传阵地中的一朵奇葩。
    我又惊又喜,《清远治安》处理稿件的速度和对作者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钦佩。于是,我毫不犹豫,将我手头刚完稿的又一篇侦探纪实文学《红腰袋之谜》,寄往清远市连江路清远市公安局《清远治安》杂志社。我特别声明:因系打印稿,若不刊用,可不退稿、不回信。没想到半个月之内,我接到了袁启生的回信:稿件留用。1996年《清远治安》总第4期刊登了《红腰袋之谜》,并配发了作者简介。1996年11月21日,我又给袁启生寄去了中篇刑侦小说《黑盗人生》。这篇稿子采用的速度简直飞快,1996年12月初出版的《清远治安》总第11期刊登在显目位置。
    二
    袁启生不仅处理稿件快速,修改稿件也很仔细。他对我的每一篇稿件都做到了字斟句酌。他是先拟出修改方案,再电话征求我的意见,不是随便做出改动。修改之处并不多,少则几个字,多则三五个句子,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字,但对整篇文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有部中篇刑侦小说的题目原为《追向莫斯科》,他给我改为《在国际列车上》。我觉得改后的题目与小说内容更贴切。我另一篇小说的题目叫做《澳门第一案》,他建议改为《侦破澳门第一案》。这一改增强了动感效果和活力,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我在电话中当即表示同意。类似的修改,举不胜举。也有个别时候,我不同意他的修改,坚持我的己见,他并不见怪,只要我能说服他,他会完全尊重我的意见。这令我十分感动。我觉得他尊重的不是一篇文章,不是一条意见,尊重的是我的人格,是我的劳动成果,更是尊重了知识产权和《著作权法》。当今文坛,有他这种编辑风格的编辑,百里难挑。
    收到刊发作品的样刊和稿酬,是作者最惬意的时刻。看到自己的辛勤汗水变成印刷品,换来报酬,得到社会的认可,写作中所受的一切困苦都变得清甜。我想普天下的作者,都会与我感同身受。袁启生完全掌握了作者的这种心理,真诚地给作者一个快乐和喜悦。每当《清远治安》出版,他都是及时地将刊有我的作品的样刊和稿酬同步寄出。有时甚至稿酬还比样刊先到。这对于我来说,每笔速到的稿酬,如同一场及时雨,洒进正迫切需要浇灌的田地。我记得2000年12月11日,我那年近八旬的母亲因患感冒引发重症,我和妻子于凌晨3时从长沙赶回汉寿县老家,送母亲进县人民医院治疗,一次交了数千元的住院费,但院方说还不够,还要交数千元。我们夫妇又于当天返回长沙,拟再筹集母亲住院治疗的费用。小车行驶至湘江二大桥桥头时,天已煞黑,街上夜灯闪烁。忽听车后一声响,小车猛烈的颤抖了一下。司机赶紧停车。我下车查看,是一辆吉普车碰了我们的小车,所幸无大碍。但对我的心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我按捺住满腔怒火,欲通知交通警察对吉普车司机做出处罚。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显示号码,就知道是袁启生打来的。他告诉我:载有我的中篇刑侦小说《在国际列车上》的《清远治安》两本样刊今天投邮,稿酬提前一周寄出,估计要到了,要我注意查收。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又关心地询问我父母亲、我岳父岳母的身体状况。我为了不让他操心,我隐瞒了母亲患病住院的情况。接完袁启生的电话,我的心情与脸色渐渐发生变化,如同路边闪烁的霓虹灯,有了丰富的颜色。我想:袁启生做人做事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善待他人呢?我一挥手,放走了吉普车。
    袁启生总是在关键时刻给我送来福音,送来吉祥,送来平安。我与他书信、电话频频往来,神交近十年,未曾谋面,但他在我脑海里却有着完整而又固定的形象。他那朗朗的笑声,总使我想起如来佛的脸膛,他那关心的问候,总使我想起观世音的眼睛。
    袁启生如此尊重作者,如此尊重作品,除了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兼编辑家,出于职业的本能,充分理解作者的艰辛劳动之外,关键在于他那高尚的人品、人格和作风。据我从媒体和各方面获得的信息所知,袁启生是个历经磨难,痴心不改,风吹黄沙始成金的人。他出生粤赣相邻的山区,不满5岁父亲就去世。他只读了三年书。为迎接全国解放,他16岁就参加了地方武工队。1950年他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海军,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转业到地方后,交替担任公安、文化部门的领导,而且主动放弃广州的工作,来到清远,投身山城的建设。他无论担任公安部门,还是担任文化部门领导,都多次遇险,但都化险为夷。他经历了八次车祸,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腰骨。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他不恋权位,只恋知识,他50岁考上北京鲁迅文学院高级作家研究班,埋头苦读三年,文凭、作品双丰收。他联络的作家,培养的作者,遍及全国各地。这一点打开《清远治安》就可看到。我只是他联络的成百上千名作者队伍中的一个。他在我身上就投入了这么多的热情与精力,他在所有他联系的作者身上该付出了多少呀?!这是无法计算的。
    三
    我与袁启生的联系不断增多,感情不断加深,每次书信往来,电话交流,他不仅谈作品,而且谈家庭、谈人生。令我最为感动的是,当他了解到我的岳父中风多年,迄今半身不遂的情况后,他每在季节变换之时,他都会打电话给我,指导我如何适应气候的变化对岳父的身体采取相应的保养措施。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适时打来电话,嘱咐我转达他对我岳父的问候。他还教给我一手绝招:要我儿子多给外祖父打电话,隔代人的一声问候,胜过一剂良药。我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对保养中风病人如此得法,如此心细,原来他曾患过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凭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不仅战胜了死神,而且没留下任何残疾,依然迈着军人、迈着警察稳健的步伐出院了。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向我提及过他的病情。他那朗朗的笑声,达观的人生态度,根本不像患过如此重病的人。
    我得知他的真实病情,是在2000年的夏天。整个夏季,我往他家里打电话,始终没人接听。我很纳闷。我当然往好的方面想,以为他到哪里避暑疗养去了。因为他是离休老干部,具备这个条件。初秋,天凉了。我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感到他的声音与以前比较,明显地脆弱了许多。我觉得不对,追问原因,他不肯说。我被迫走夫人路线。经过我一番穷追猛打,他夫人终于招架不住,向我吐露了真情。7月初,袁启生被送进广州某大医院抢救,终于从阎王殿门口返回人间,整个夏季都在病床上度过。电话这头,我惊得目瞪口呆。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清远看望他。头一天,我请好了公休假,第二天一早准备出发,没想到突然来了紧急公务,无法脱身。我暗暗叹息:谁叫我是警察?公务说来就来。每年的公休假都成为一句空话。服从,是警察的唯一选择。这次未能去清远看望袁启生,内心对他的思念之情则越浓越烈。
    此后,我与袁启生电话联系的频率更密了。他又渐渐恢复了那朗朗感人的笑声。我能感觉得出,他的身体得以康复。他真是个生命力顽强的人。他又忙开了他编辑《清远治安》的工作,哪怕是在重病中,他也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为他康复而高兴,同时,我也为他忘我工作,从不顾及身体而担忧。我多次劝他将工作节奏放慢一点。他嘴里答应,行动上却依然故我,真拿他没办法。我只能祈祷苍天,保佑他这样的好人一生平安。
    今年6月,我往他家打电话,像2000年那次一样,打了多次都没有人接听,我非常着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后悔此前为什么没有要他单位的电话,连了解情况的地方也没有。我期盼着他的来电。这中间,我收到了《清远治安》寄来的《巧布罗网》和《我的第一任武术教练》两篇文章的稿酬。汇款单上不是他的字迹。我越加着急。经历了两个多月漫长的煎熬后,我终于在8月初接到了他的电话。我还没开口,他就问我稿酬和样刊收到了没有。我问他这段时间为什么失踪了?这次,他没有隐瞒真情。他说他住进广州某大医院做心脏手术去了。这种心脏手术成功的病例极少。整个中国,能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的他是第6例。我的天。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为他祝福。虽然受尽了痛苦,但总算保住性命,活着回来了。电话那头他说:“我在手术台上想,我还没与杨远新见过面,阎王也是通情达理的,我虽然不给他送红包,他也不会要我去,会留给我充足的时间,让我与杨远新,与全国各地很多只有书信往来,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去面对面地交谈。”我听了,眼泪哗哗流下。我又听他在电话那头说:“我今年还有两期《清远治安》的编辑任务,你支持我一两篇好稿子吧!”我连声答应。我劝他安心养病,已是70大几的人了,经历了罕见的大病,需要调养。他的夫人也极力赞成我的观点,并说医生一再告诫,像他这样的病人再也不能熬夜了。袁启生动情地说:“我也的确想放下《清远治安》不编了。谁都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何况我这本钱本来就比别人的差。可我就是放不下啊!我每当看到警察牺牲的场面,每当得知治安环境日益严峻的消息,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编好《清远治安》,为弘扬警察的奉献精神,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个老党员的责任。我虽然不是从警察的岗位上离休,可我的心时刻与警察融为一体。”此时,我恍然大悟,近十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我的热情与真情,原来是有源头的。这些年,我在《清远治安》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19篇,共40多万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收获。如果没有他十年如一日的真诚帮助与支持,我是不可能有这么多收获的。我从事文学创作35年,交往的报刊数百家,交往的编辑数百人,能像《清远治安》这样密切保持联系近十年不衰,为数并不多。其实,作者与报刊的联系,就是作者与编辑的联系。一家报刊能否拥有强大的作者阵容,先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流的编辑队伍。如今,像袁启生这样优秀的编辑难找。我真恨不得扑上去与他紧紧拥抱,然而遗憾的是我俩中间隔着千山万水,我的手再长,也搂不到他的肩。我越加想念他。我一定要找机会去清远,看望这位宽厚、仁慈、善良,博学、多才、善思的先生加兄长。俗话说:文人不见面,见面减一半。我深信:我见了袁启生,他在我脑海里的美好形象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更加高大。
    四
    2004年5月25日10时许,我参观了花山谜窟,正从洞内走向洞口,还有一分钟我就要走出这个千古留谜的地方了。这时,我的手机响起。我一看显示的电话号码,知道是清远袁启生先生家里的。我赶紧接听。我与袁启生有几个月没通上电话了。五一前后,我往他家打电话,他和他的夫人都不在家,为他家清理卫生的一位女士告诉我,他们夫妻去了广州的女儿家。两人身体都很好。我没有他女儿家的电话号码。我往他家里寄去了信和《广东公安报》,上面载有我写的《您好!袁启生》一文。我盼望他回家后给我来电话。我俩要好好地聊一聊。此时,我看到是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我高兴地赶紧接听。电话那头是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清秀、很低沉:“请问,你是杨远新先生吗?”我说:“你好!我是杨远新。您贵姓?”她答:“我是袁启生的女儿。我爸昨天中午去世了。”我一听,全身的肌肉都紧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袁启生!袁主席呀!你怎么就这么匆匆地走了呢?年前讲好,我今年要找机会去看望你,与你第一次见面,与你第一次干杯,与你接着以往的无数次交谈继续深入。你怎么能不信守承诺,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呢?我的恩师!我的兄长!你叫我好后悔!
    眼泪从我的眼角哗哗流出,洞口外面晴朗的天空在我眼里变了颜色。我只说了一句话:“请你妈妈节哀!”
    我离洞口已不远,这时走来,却显得那么的吃力。我最后一个走出洞口,同行的朋友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我把这个噩耗首先告诉了我同行的好友《人民警察》编审宗廷沼。因为他了解袁启生与我的友情。他也为之难过。他把这个噩耗和袁启生与我交往的故事说给了同行的其他朋友,朋友们无不为之难过、为之惋惜。
    我内心的痛苦要找人诉说。最了解我与袁启生的特殊友情的,当然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我给妻发出短信:“清远袁主席已于昨天中午去了阴界。我心沉痛之极。你说该怎么办?”我妻回复我的短信:“啊!痛哉!为他黙哀,为他扼腕!”我儿子复我短信:“节哀顺变。他选择你和警坛众多文友在一起的时候离开,就是不想你太难过。希望你更有动力进行创作。”
    我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我领略不到好山好水的魅力。中午,从黄山市往黟县宏村的途中,我任凭汽车颠簸,我脑海里总是浮现着我与袁启生交往的情景,我总是想像着他是何等的模样。相交相知十年,我与他未曾谋一面,我与他没能干一杯。今生今世,有缘相知,无缘相见。天下哪有比这等事还痛苦的呢?同行的文友们都在打瞌睡,我则心情不能平静,任痛苦化作泪水滑出。我想好了一幅挽联。我把它记在了小本子上。到了宏村,我问导游小冷,这里有无邮局。小冷说有。并说:“我们参观之后要从那里经过。”
    15时30分,大家接着参观、购物,我向宗廷沼先生打了招呼,并拿出拟好的挽联,征求他的意见,并得到他的赞同,我独自去找邮局。没几分钟,邮局是找到了。但令人大失所望的是,这里的邮局不能发电报。柜台内的两个小伙子还笑说:“如今谁还发电报?!”
    我希望快点进黟县县城。17时40分,我们入住县城中城宾馆,我还没放下行李,就向总台的服务员打听邮局在哪里。漂亮的服务员回答:“下午5点钟就已经下班关门了。”我问:“明天什么时候开门?”答:“9点钟吧!”
    我不能再等了。宗廷沼先生给我出主意:“给他家里打电话,要e_mail,或者是传真号码。”这个主意真好。大家都去用晚餐。我躲在房间里给袁启生家中打电话。她女儿接听,提供了她的邮箱地址,还提供了她的手机号码。我第一次知道了她的名字:袁兵。我请袁启生的夫人接电话,她向我描述了袁启生因病去世的情景。5月12日吃午饭时,她发现他头有点低,说话语无伦次。赶紧将其送医院,检查结果是突发性脑血栓。立即住院抢救。12天后,终于未能挽留住他的生命,于5月24日12时02分不幸去世。我请求她节哀保重。她听说我要了她女儿的邮箱地址,她说:“我也有邮箱。你发到我的邮箱里吧!”她提供了她的邮箱。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
    我立即给陈双娥电话,转告她邮箱地址,并请记下我拟的挽联:
    千里惊闻噩耗黄山与我肃立送文坛恩师袁主席远行,
    十年倾吐心语长江伴吾挥泪请警界密友启生兄走好。
    陈双娥对挽联内容表示满意。她当即发出。
    我透过夜雾,遥望南国,我心里默念:启生兄!启生师!你虽然走了,但你为多少文坛和警界热爱文学的青年递交了开启人生之路、事业之路的金钥匙。我会永远记住你。人们会永远记住你。历史也会记住你。
    2005年5月25日于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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