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直系的计划是，旧国会恢复，推举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作为过渡。然后另行布置一个局面，让曹锟来过一过大总统的瘾——这是“保派”的想法，“洛派”并不知情。
    黎元洪仍旧住在东厂胡同，弃政从商，与美国的一个政客，组织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担任董事长的名义。这家公司的规模很大，业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进出口，进口以汽车及电气材料为主；出口是土产，无非大豆、猪鬃、桐油之类。一部分是在西北屯田造林，有蒙古王公投入大片土地作为资本，因此副董事长是蒙古阿拉善旗的亲王塔旺布里甲拉。此外，华籍董事还有张勋、冯禄阁等失意而多金的“将军”。公司的组织除董事会之外，采取总裁制，总裁、副总裁都姓王，一个是民国第一任直隶总督，因袁世凯反对，未曾到任且引起政潮，使得唐绍仪愤而辞职的王芝祥，一个是前清曾护理川督的王人文，其他高级职员亦莫不有显赫的经历，唯一的例外是总文书薛观澜，才二十五六岁。此人是无锡人，曾国藩的幕友、“老洋务”薛福成的孙子。他之得任总文书，由于两项资格：第一，是袁世凯的女婿；第二，留学美国多年，精通英语。
    黎元洪本人不大管事，燕居多暇，喜欢听戏，尤其喜欢捧坤伶。其时天桥刚刚开辟，仿照上海大世界的格局，设立一座“城南游艺园”，请了一班“髦儿戏”——清一色坤伶组成的京戏班子。黎元洪迷上了一个色艺双绝的金少梅，排日捧场。这天曹锟、吴佩孚、齐燮元、阎锡山、孙传芳联名拥戴黎元洪的通电一发出去，卫戍司令王怀庆带了一批兵赶到城南游艺园，观众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起恐慌。到后来才知道，是王怀庆特为来接黎元洪回城。曹锟兄弟及张志潭等人，都在黎家等着劝驾。
    “我不能干！”他是早就听他的一班智囊替他筹划好的，“那么多督军，个个是我婆婆，那么多兵，连‘财神’梁燕孙都应付不了，虽说责任内阁，到时发不出饷，还不是到公府来闹！不干、不干！懒得缠！”他乱摇着手。
    “宋老，”黎元洪字宋卿，所以曹锟如此称呼，“众望所归，不必谦辞。至于裁兵，这件事总好商量。”
    黎元洪答应考虑后再作答复，当天便回天津，与智囊密议，多说良机不再，应该接受。黎元洪当然也知道，倘来富贵，天与而不取，未免太傻。只是照例须做作一番，所以先发一个谦谢的通电，接着便由饶汉祥起稿，预备了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作为“勉为其难”的交换条件。
    其时“保派”已经在准备组阁了，当然再次劝进。黎元洪便在六月六日发了一通“鱼电”。全文三千余字，自问自答，拖沓无比，但“废督裁兵”四字，极为响亮。全国舆论，一致赞许。曹锟、吴佩孚自是通电响应。于是由两院议长、直隶士绅，奉迎黎元洪入京，在六月十一日暂行大总统职权。
    就在这一天，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大打特打。原来奉军本来邀请一个久在国外传教的英国人活动外交团调停议和，尚无结果。奉军看直系保、洛两派都在忙着推黎元洪上台，顾不到前线军事，因而在黎元洪就职的那天，发动反击。直军吃了亏，急调援军全力反攻，一连五天，剧战不休。直军王承斌、彭寿莘两部，调兵由九门口绕出长城，进攻奉军，这一下奉军便非讲和不可了。
    张作霖是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仍请英国传教士居间；一方面派人到天津与北京活动。总算王承斌讲交情，全力斡旋，在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上获得协议，由奉军代表孙烈臣、张学良与直军代表王承斌、彭寿莘签订了合约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划定滦州迤东出关到锦州迤西一带为“中立地”。双方在中立地驻兵，不得超过一旅以上。
    “老帅”铩羽而归，锐气未倒。一回奉天，立即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上是郭松龄“当家”，奉军的新编制、训练计划、军需独立制度，都由他一手拟订。所有的部队，编为二十七个步兵旅，五个骑兵旅，仍旧保持三个师的番号，二十七师师长张学良，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景惠当然不能再干了，由李景林升任。郭松龄是第二旅旅长，新近投效的张宗昌所部，编为第三旅。此外又成立海、空军，海军司令沈鸿烈，空军司令由张学良兼任。兵工厂、讲武堂都扩充了。
    经此一番整理，除了吴俊升、万福麟、汤玉麟等少数老将以外，尽是新军的天下。但“士官派”及“讲武堂派”壁垒分明，而游离于两派之间，既崇“老帅”、又捧“少帅”的有李景林、张宗昌。不过张作霖的号令足以贯彻，所以暗中虽有派系，表面却很团结。
    相反地，直系的裂痕却越来越深了。只就内阁的成员来看，北洋政府的“太上皇”应该是吴佩孚而非曹锟。
    照黎元洪的想法，旧国会既已恢复，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算是有了交代，很想搞成形式上的南北合作，所以坚决主张，要请南方，特别是广东人来组阁。直系方面，吴佩孚曾有两次通电，“派何人组阁乃元首之特权”，自不便表示反对。曹锟左右则以为连黎元洪都是过渡，内阁总理自也是一样，根本不必反对。因此，黎元洪先派原来代理阁揆的颜惠庆“看守”内阁到八月一日，旧国会正式开会，然后提名护法政府外交部部长兼广东省省长，高龄八十有一的老外交家伍廷芳组阁。不过就在黎元洪接事的第六天，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伍廷芳悲愤得疾，不过一个星期的工夫，就让陈炯明活活地气死了。
    于是目标移向唐绍仪。北洋军阀拿他看成死对头，自然不敢到任，便由从司法总长转任教育总长的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吴佩孚公开支持王宠惠组阁。而阁员中，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山东蓬莱的小同乡，且为亲信；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保派”却只得一个农商总长高凌霨。
    张绍曾虽跟“保派”接近，孙丹林、高恩洪却只认得吴佩孚，不买“保派”的账。吴佩孚甚至将曹锐的直隶省长都搞掉了。两派感情之恶劣，亦就可想而知。
    但黎元洪却自得其乐，依旧经常轻车简从，到城南游艺园去捧金少梅。那里是大众化的娱乐场所，达官贵人绝少涉足，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这个高踞包厢，面团团如当铺朝奉的老翁，就是当今大总统。除非两个人去了，他才会受到注意。
    这两个人，一个是薛观澜，他正在为梅兰芳拉拢福芝芳，所以排日捧场；一个是前清做过广东水师提督的四川人李准。他本是广东的道员，自文改武，本通文墨，喜欢编戏，但场子稀松，情节啰唆，够资格自排新戏的名角，都不愿用他的本子，只有城南游艺园的班子无所谓，用了他的本子，他自然每天要来捧场。
    这天两人在池座，仍然发现黎元洪在包厢中，双双起立向后转，恭恭敬敬一鞠躬。观众大为诧异，不知是怎么回事。问看座儿的才知道大总统与民同乐，不免指指点点，相顾私议。黎元洪便坐不住了，临走时交代卫士，要薛观澜去见他。
    于是第二天上午，薛观澜驱车到了东厂胡同。一递名片，立即延见，不待客人落座，便用申斥的语气说：“汇东，怎么袁二小姐把她的婆婆气死了？你要负责。”
    薛观澜一愣，随即不客气地说：“哪有这回事！我带着内人奔丧回籍，先母得病时，内人根本不在无锡，从哪里去气先母？而况内人贤淑，最得先母欢心的。”
    “请大总统明鉴，椿年与汇东尊人有同年之雅，椿年力保汇东，必无此事。”
    薛观澜这时才发现财政部次长赵椿年在座。亏得有他这一“保”，黎元洪方始色霁，连声说道：“坐、坐！我有事托你。”
    见此光景，赵椿年知趣，站起来说：“大总统没有别的吩咐，椿年就告辞了。”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不必避开。我托汇东的事，你亦不妨参与参与意见。”黎元洪说，“转眼双十节到了，今年北大蔡校长发起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会后还有游行。我呢，这天要到南苑阅兵，发表演说。晚上来唱个堂会，庆祝一下，你看如何？”
    “国庆唱戏庆祝，自然应该。”
    “那么，你来提调。”
    “这可不敢当。”薛观澜说，“公府自有事务人员，何容我越俎代庖？”
    “你不必居名义，算替我私人帮忙。这总可以吧！”
    “是！大总统这么说，我岂敢不效劳？请大总统吩咐。”
    “我想找余叔岩唱大轴。你看烦他一出什么戏？”
    薛观澜跟余叔岩私交最好，几乎无一天不在一起。眼前正走红之际，若能在公府堂会唱大轴，更如锦上添花。所以薛观澜很起劲地说：“叔岩的拿手是‘四打’，《打棍出箱》《打渔杀家》《打鼓骂曹》《打侄上坟》。随大总统挑，我来关照他就是。”
    “《打鼓骂曹》不好，曹仲珊会多心。《打渔杀家》也不好，以为是骂贪官。《打侄上坟》更不好，东海没有儿子，听说承继的侄子也不怎么成材，别以为陈伯愚是指他。”
    “那就只有《打棍出箱》了。”赵椿年插嘴，“叔岩一出场，将鞋子甩在头顶上，是绝活。”
    “好！就是《打棍出箱》。压轴呢？”
    “压轴照例是武戏。叔岩唱大轴，前面就得小楼的码子才相称。”薛观澜为了替余叔岩生色，随又建议，“让小楼跟兰芳唱一回《霸王别姬》。”
    “妙！”赵椿年赞叹着，“凭这压轴跟大轴，可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汇东，在压轴与大轴之间，我想添一出戏。”
    “那也可以。添一出玩笑小戏好了。”
    “这得什么角儿来唱？”黎元洪问。
    这一问将个公子哥儿的薛观澜问住了。压轴与大轴之间垫一出玩笑小戏，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譬如唱大轴的角色因事误场，赶到犹须扮戏，看需要多少时间，临时决定填一出多大幅度的戏。事非恒有，所以无成例可援，薛观澜只好含混答说：“那不一定。”
    “既然不一定，我想把金少梅的戏码摆在这里。汇东，你看行不行？”
    原来黎元洪是要借杨、梅、余所谓“三大贤”的声光，来捧他的爱宠，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便即答说：“当然行！大总统特烦，后台不会说话。”
    “小楼他们不会不高兴吧？”
    这很难说。不过只要招呼打在前面，应该没有问题。薛观澜心想，黎元洪要他来提调，正是为此，因而慨然答说：“大总统请放心，我来跟小楼说。”
    “好！那就托你了。”
    “理当效劳。”薛观澜顺口问道，“金少梅预备唱什么？”
    “是李直绳编的《婴宁一笑缘》。”
    李直绳就是李准。这出《婴宁一笑缘》取材《聊斋志异》，是他特为金少梅所编。薛观澜已看过“响排”，情节松懈，了无可取。但亦不必直言，唯唯而已。
    辞了出来，薛观澜便到余家。余叔岩正在吊嗓子，等他吊完一段他祖父余三胜的拿手戏《马鞍山》，坐下来喝茶时，薛观澜说：“双十节公府有堂会，我替你争了个大轴，戏码也替你答应下来了，是《打棍出箱》。”
    “呃，”余叔岩问道，“倒第二呢？”
    “倒第二”便是压轴。薛观澜答说：“你先别问倒第二，倒第三是小楼、兰芳的《霸王别姬》。黎菩萨捧金少梅，让她唱倒第二，无所谓吧？”
    “人是无所谓，要看戏。”
    “是李直绳编的新戏，稀松平常。”
    听得这话，余叔岩便与他的管事姚玉美对看了一眼，问一句：“怎么样？”
    “我看，让杨、梅的《霸王别姬》唱大轴吧！有金少梅的这出戏在前面，把场子弄冷了，唱大轴很吃力。”
    这一下提醒了薛观澜，已经听过杨、梅的《霸王别姬》，谁还要听金少梅的新戏？而况到此已夜深人倦，座客很可能陆续“抽签”，余叔岩岂非受到她的累？
    于是他说：“这话不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大轴子不妨让一让，照道理也应该让。”
    余叔岩是谭鑫培的学生，喜欢人家称他“谭派”。对他最大的恭维是，说他“真谭派”。因为如此敬重师门，所以凡是与谭鑫培有渊源的伶人，亦都为他所尊重。杨小楼不必说，梅兰芳亦为谭鑫培配过戏，说起来都是前辈，照道理亦应相让，而况又可落个敬老尊贤的名声，何乐不为？
    宴客及堂会，都在西苑的中海。这里有一座精舍，铺地用紫绿石板，形如锦缎，其名春藕斋，相传是咸丰以前的皇帝，偶尔要放诞一下，会开无遮的秘戏之处。但自冯国璋时代起，春藕斋是大总统办公室。
    与春藕斋相对的是居仁堂，本名海宴堂，用来招待外宾。袁世凯当总统时，听政于此，改名居仁。冯国璋则用来安顿他的眷属。以后徐世昌因为曾为前朝宰辅，不敢入居别苑，改设公府于集灵囿。黎元洪仍以春藕斋为办公处，不过家住东厂胡同，居仁堂便恢复为宴飨宾客之所。这天盛宴宏开，用的是西餐；宴后入座听戏，气氛就有些不大对劲了。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悄悄开溜，还有些人妙奏当前，却心神不属，不知在想些什么。
    黎元洪的兴致却很好，待到金少梅的《婴宁一笑缘》上场，更是笑容不消，唱完犒赏大洋五百。等金少梅出来谢了赏，重整场面，《霸王别姬》正将上场时，金永炎去到黎元洪面前，低声耳语：“报告大总统，明天怕有风波。戏散回府，要找人谈一谈。”
    这一下扫了黎元洪的兴。戏散匆匆回东厂胡同，他左右的一班策士，金永炎、哈汉章等人已经在等着了。
    原来第二天是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开幕。有个消息说津保派不满王内阁为洛派所扶植，预备捣乱。
    “津保已经收买了两个‘打手议员’，打算给王亮畴一个极大的难堪。”金永炎说道，“据说他们预备给王内阁上个封号，叫作‘私生子内阁’。”
    王宠惠组阁，正当参众两院休会期间，自然无法提请国会同意权，所以只用署理的名义。因为如此，称之为“私生子内阁”，名称虽不雅，却很难驳倒。
    由“私生子”变为合法的婚生子，最简单的办法是提名王宠惠组阁，请参众两院同意，但在目前的情势下，津保派认为王内阁的“洛派”色彩甚重，很可能通不过。所以一提名反而给津保派带来倒阁的机会。
    “暂且不提名。”黎元洪做了决定，“等他们自己‘闹家务’，闹定了再说。”
    决定维持王内阁的原则，为黎元洪的左右亲信所一致同意。因为“保洛分家”以来，情势已逐渐明朗，黎元洪的心腹大患是以曹锐为中心的保派，在他们看，“北洋三杰”自冯国璋下世，王士珍潜龙勿用，段祺瑞虎落平阳，连徐世昌都归隐东海了，论资格，自然以曹锟为首；谈实力，皖已式微，奉正铩羽，直系已无对手。然则继徐而登大宝者，舍直系领袖曹锟其谁？以恢复旧国会而捧黎出场，不过过个渡而已。黎元洪的任期问题，迄未解决，说法有四五个之多，得到时机成熟，随便找个说法，就可以撵他下台。
    因此，黎元洪自己知道，他能够在春藕斋待多少日子，全看保派势力的消长而定。洛长则保消，而吴佩孚是主张先制宪后选总统的，制宪要好长一段日子，他的大总统便也能做好长一段日子。既然如此，当然要拉紧洛派，而王宠惠为吴佩孚所支持，所以维持王内阁，正就是拉紧吴佩孚。当然，保派亦不宜得罪，不独保派，“妾身不分明”之际，唯有抱定委曲求全的宗旨，始为明哲保位之道。
    既愿委曲求全，自须处处拉拢。黎元洪不但对国会议员的无理取闹、保派要角的咄咄逼人逆来顺受，连“旁观者清”的小朝廷都尽力在敷衍。
    溥仪的婚事，一延再延。由于太妃们的坚持，非在年内办了不可，因而由“钦天监”的“官儿”择定十二月初一为“大婚吉期”，照阳历算是民国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婚礼已经筹备了半年多了。“王公大臣”对这一次的“大典”，无不像自己家里办喜事那样兴奋。因为一则，民国以来，宫里从没有这样热闹过。二则，男子结婚是成人的最鲜明的象征，“皇上”长大成人，当然“恢复祖业”有望了。
    但从毓庆宫到“北府”，一直担心着一件事，大总统已非“当朝太傅”的徐世昌，而是民国的元勋黎元洪，生怕他对婚礼的排场，横加干涉。不道“内务府”通知“大婚”的公事一到内政部，不到一星期，便由财政总长汪大燮具名写来一封信，说目下经费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殊感歉然。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中拨出大洋十万元，其中两万元作为民国的贺礼。随后黎元洪还送了贺礼，用大红全帖所开的礼单，上写“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礼物八件”，包括一副对联，出于饶汉祥手笔：“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宝贵吉祥。”
    此外遗老、军阀都有进献，大致现金以外，还有贵重礼物。礼单五花八门，各有特殊的格式。当然，最“正规”的是上“贺表”。
    婚礼一共五天，头两天是被封为淑妃的文绣与皇后婉容的妆奁入宫。第三天是迎皇后入宫的正日。第四天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也就是民间婚礼中的“庙见”。最后一天在乾清宫受贺。
    最热闹的是第二天。“钦天监官员”挑选的正日吉时是“寅刻”——凌晨四点钟。滴水成冰的腊月，绝少有人愿意起那么大早，来看皇后进宫的凤舆。因此，册立皇后及进妆奁的吉时，又是挑在半夜里，便为“大婚办事处总提调”载涛所反对，改挑了“也可用”的巳刻与午刻。
    这天步军统领衙门、警察厅、宪兵司令部大批动员，在神武门、东安门，一直到后父荣源家，沿路布岗。仪仗满汉合璧，新旧并陈，最前面是陆军部和由直鲁豫巡阅使署借来的两班军乐队；紧跟着“册封”的“正副使”，正使是庆亲王载振——奕劻已在复辟那年的正月里故世，赐谥为“密”。照《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王爵由“振大爷”承袭。庆王一家本与皇室疏远，已移居天津，这一次大婚要载振报效，提出的条件，便是派他为“册封正使”。此时与副使郑亲王，蟒袍补褂，执节骑马，得意扬扬地招摇过市。
    后面又是一班宪兵司令部的军乐队，外加六名号兵引导护卫的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一律簇新的制服，军容极壮。
    接下来是龙凤旗伞，全副俗名“銮驾”的“卤簿”，金光耀眼，簇錾全新。原来是袁世凯想做皇帝时所特制，哪知“洪宪皇帝”未及“登基”，便已“宾天”，这副卤簿，成了废物，如今倒利用上了。
    卤簿之后是四座漆成明黄色的龙亭，供着皇后的金宝玉册与礼服，最后三十封宫灯，以及大批扈从的官员、太监，自然都是暖帽“花衣”。看热闹的人都说：“又在‘跑祖宗’了。”
    这个浩浩荡荡的行列，出神武门，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承恩公”荣源家。荣源与他的儿子，在大门口跪接“天使”。在正厅摆设香案，宣读了“册封”的诏书，接着便发嫁妆，一共一百二十台，由东华门进宫。这天的节目便告结束。
    下一天，实在也就是这天半夜里，凤舆进宫，在坤宁宫行过合卺礼，吃过“子孙饽饽”，洞房一闭，东面的宁寿宫开始热闹了。
    大内东面是宁寿宫，在乾隆三十七年兴修，也就是高宗实足满六十岁那一年，已在打算作娱老之计。换句话说，他做了皇帝还想做一回太上皇，将来“内禅”以后，即以宁寿宫为颐养之地。
    宁寿宫的正殿叫皇极殿，完全仿照“天子正衙”的乾清宫的规制；又有一座殿叫养性殿，高宗御笔题诗一首：“允宜归大政，余日享清福。是用构养性，其仿养心屋。”明白道出，是养心殿第二。
    但宁寿宫的戏台，却是第一。大内有重华宫漱芳斋的戏台、西苑海晏堂的戏台、颐和园排云殿的戏台，以及热河避暑山庄的“水台”，但规模都不及宁寿宫的戏台，所以“升平署”的太监称之为“老大”。
    “老大”的本名叫“畅音阁”，是个三层的转台，位于养性殿之东，相对的一座楼叫“阅是楼”，其实就是御用的包厢。慈禧太后晚年，不住西六宫的长春宫，以太上皇自居，住在养性殿，每年十月初十万寿，都在“畅音阁”传戏，名伶都是内廷供奉，盛极一时。皇室谈起“天家富贵”，最忘不了的，就是“花衣期”内赏“入座听戏”。因此少年“亲贵”们，在议大婚典礼的庆贺节目时，众口一词地表示：非得在宫里唱几天戏不可！
    寻常仕宦人家，遇到喜庆大事，必有堂会，何况“皇上大婚”？因此，连毓庆宫的师傅们都不必反对。这件事最起劲的，当然是“涛贝勒”，他是京城最阔的票友，但还轮不到第一。第一是年纪比他大的一个堂侄溥侗，行五，梨园中一提起“侗五爷”，无人不知。不过票戏照例要起个别号，他的别号是红豆馆主。昆乱两擅，而昆腔的冠带丑，比皮黄的老生尤为名贵。具此身份资格，这三天“传戏”的提调，自然非他莫属了。
    “涛贝勒”票的是票友中最难得的武生，他是杨小楼的学生。“旗下大爷”对于吃喝玩乐，讲究“独一份”。载涛既票武生，当然不能像杜月笙唱黄天霸那样，亮个相算数；每天练功，寒暑不辍，虽轻易不一露，但确有根底，连内行都不敢轻视的。
    三天戏是从正日开始。宫中有庆典演戏，总在辰巳之间开锣，申酉之间散戏，恰是“早膳”至“晚膳”那一段辰光。
    这台戏最名贵之处，是在一开场时的“跳灵官”。宫外演戏先“跳加官”，宫中无官可加，改成“跳灵官”祛邪。《大清会典》中，确有“灵官”这么一个官职，额设一人，隶于江西龙虎山“正一真人”张天师府，职司当门接引，眉间画一只眼睛成为三只眼，红须红袍，左手挽诀，右手捧杵。戏台上是十跳灵官，中选扮演灵官的名伶是杨小楼、尚和玉、周瑞安、钱金福、郝寿臣、侯喜瑞、余叔岩、高庆奎、刘鸿升，还有杨小楼、尚和玉的师兄弟俞振庭，自组双庆社当了老班，本已不大唱戏，这回亦自告奋勇，扮成灵官之一。
    第二天开戏比较晚，因为溥仪在乾清宫受贺，亦分亲贵、宗室、大臣、内廷行走人员、外藩等等班次。外藩中，排在第一的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代表——侍从武官长荫昌。他全副戎装向上行了三鞠躬最敬礼以外，忽然大声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完，将那顶前面仿佛插一支鸡毛掸子似的军帽，取下来放在一边，跪在地上，大磕其头。
    “荫五楼总算不忘故主。”特为从上海赶来庆贺的一名遗老感叹着说，然后举目四顾，诧异地问，“徐东海怎么没来？”
    “他怎么敢来？”陈宝琛冷笑，“莫非朝珠补褂，装上假辫子来给皇上磕头，还是穿了燕尾服来给皇上鞠躬？”
    原来陈宝琛最看不起的，就是徐世昌。当年以翰苑出身去给一介武夫的袁世凯当幕僚，在他看来，实为词林之辱。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在做了民国的大官。特别是当袁世凯预备称帝之时，陈宝琛的感触最深，作了三首诗，借题发挥，一看便知是骂徐世昌。
    这三首诗的题目是《漱芳斋观剧有感之绝句》。漱芳斋观剧是光绪大婚之时的事，何以生感于三十年后？其实是用的障眼法，诗中写的是民国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典筹备处”为徐世昌做生日，在“相邸”唱堂会，陈宝琛有感于孙菊仙的一出《大登殿》，触绪生愁，归来所赋。
    原来《大登殿》中孙菊仙扮皇帝，百官请登宝座，孙菊仙临时编了几句戏词，讽刺在座老臣，当然也讽刺了“袁皇帝”。陈宝琛竟致倚席掩泪不止，而这天恰恰又是难得一见的“跳灵官”，不免记起当年漱芳斋的情景。
    “三绝句”的第一首是：“钧天梦不到溪山，宴罢瑶池海亦干。谁忆梨园烟散后，白头及见跳灵官。”首句是倒装句法，言归隐溪山从不作钧天之梦。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当朝消沉，一时俱尽。陈宝琛放归故里，在福州筑“沧趣楼”，一住二十年，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方由他的同年张之洞间接援引，得以再起，复为内廷行走的文学侍从之臣。草野江湖，虽久绝钧天之梦，而居然又亲九重，这一句在无穷感慨之中，自然亦有受恩深重之意。
    “宴罢瑶池海亦干”是指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万寿以后不久，与皇帝先后驾崩。海干则何有瑶池，这不仅是悼慈禧之崩，亦言今后更无王母，自是痛清祚之终。末两句归结到“漱芳斋观剧”，则又是一回事。那年六月初一，瑾太妃生日，曾在漱芳斋传戏，陈宝琛自然亦是“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之一。
    第二首的前两句“一曲何堪触旧悲，卅年看举寿人卮”，当然写的是孙菊仙的那出《大登殿》；第三句“相公亦是三朝老”，下接“宁记椒风授册时”，下自注“壬申大婚礼成，元和癸酉始来京”，是指陆润庠于同治十一年壬申大婚后，十二年癸酉进京，十五年甲戌大魁天下，虽亦同、光、宣三朝元老，却未躬逢同治大婚庆典之盛。适与上文渺不相关，而实为指桑骂槐。
    第三首用宋哲宗朝宣仁太皇太后的典故。宣仁支持司马光、吕纯仁、苏轼这一班“元祐正人”，有“女中尧舜”之称。除了“保皇党”以外，遗老们提到慈禧，都以宣仁相拟。宣仁病笃时，遇清明颁赐社饭，向老臣诀别，说“明年此时，须记着老身”。陈宝琛用此典故，正指徐世昌亦是当年曾蒙帘眷的老臣，但却不如“内廷供奉”的“伶官”孙菊仙，“犹感缠头解报恩”。
    就为了陈宝琛的这三首诗，徐世昌便再也不进宫了。在他当总统时，贺年贺节，照例派大礼官黄开文代表。这倒还罢了，使得陈宝琛怒上加怒的是，有一次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给了溥仪一通“照会”。陈宝琛一提起来便刮脸皮骂：“不怕丑！”
    这一天，徐世昌当然怕出丑不敢来，不过人不到礼到，遗老中的贺礼，数他独厚。黄开文虽已非大礼官，但仍是他的私人代表，进宫申贺，行了礼，为人一把拉住，是他的同学，也是张勋复辟时“外务部大臣”梁敦彦。
    黄开文与梁敦彦，都是当年曾国藩派赴留美的幼童，又是广东同乡，交情很厚。梁敦彦有一个难题，跟旁人不便谈，正好与老同学商议。
    原来这次溥仪的婚礼，为王公大臣、宫中太妃及一班真正希望恢复“大清天下”的遗老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兴奋。东交民巷的外交官及他们的眷属，要求“观礼”，觐见“宣统皇帝”。虽然他们郑重声明，这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提出的要求，但从辛亥革命以来即绝迹于“大内”的这班洋人，毕竟是外国官员，惠然肯来，当然是一种重视清室的表示。所以不但欢迎他们来跟溥仪见面，而且依照庄士敦的建议，在这天受贺以后，特为使馆人员及他们的眷属，在乾清宫设了一个招待酒会。
    在酒会中，溥仪将用英语致辞。庄士敦希望溥仪能够以他所学的、相当于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自己拟一篇简单的讲词。溥仪将这个差使交了给梁敦彦，要通顺，要用简单的字汇、文法，而且要看不出捉刀的痕迹。梁敦彦的难题就在这里。
    “什么是简单的字汇、文法？我都想不起来了。如果去请教人，会成笑话。我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自己看看不像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请你替我斟酌斟酌。”
    等梁敦彦拿出英文稿来，黄开文一看便说：“以外交官的英文程度来说，不够格；在中学生可又太深了。”
    于是两人找了一间太监起坐的小屋，字斟句酌，勉强凑成一篇符合要求的英文讲稿。其时招待酒会已经开始了。
    场面及仪节是庄士敦一手所安排，完全仿照英国皇家的派头。皇帝“亨利”、皇后“伊丽莎白”并排站在乾清宫大殿正中，各国公使与眷属，列队趋前致敬，与穿长袍马褂的“皇帝”握手，向旗装的皇后行吻手礼。
    觐见终了，溥仪开始致辞，照梁敦彦送给他的手写的讲稿念道：“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念得声调铿锵，完全是牛津英语的韵味，来宾纷纷鼓掌，溥仪非常得意，但最觉得脸上有光彩的是庄士敦。
    结婚以后的溥仪，产生了强烈的“成人”的意识。照他嗣继及兼祧的两“父皇”，穆宗和德宗的成例，大婚与亲政是不可分的。可是所“亲”裁的大“政”在哪里？
    不能向“全国臣民”发号施令，只能给内务府下“上谕”，刚责备内务府大臣贪污浪费，转眼又指着外国杂志上的广告，到洋行里去大买钻戒，自己浪费，也给了内务府大臣贪污的机会。
    这已经足使“北府”及内务府大臣们头痛了，不想又爆出一个新问题，能让那班人急白了辫子——溥仪吵着要出洋留学。
    他的出洋，原是早就谈过的，请庄士敦来当师傅，亦正就是为出洋做准备。但等溥仪自己一提出来，却没有一个人赞成。反对的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条是：“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咱们自己先要放弃？”
    但溥仪受了庄士敦的影响，也看到报上常有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不相信优待条件会永远存在。同时他的书也读得多了，从成汤放桀、商纣自焚、犬戎弑幽王，一直到崇祯吊死在煤山，对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下场都很熟悉，觉得像元顺帝远奔沙漠，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因而常跟大臣们发生争论。
    一张嘴当然说不过那么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见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颇受社会尊敬的一班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却常有支持溥仪到欧洲去留学的言论。这对他自是极大的鼓励，以致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那班王公大臣口头上虽无法说服“皇上”，却可用“不奉诏”的手段，将这件事搁起来。
    比较同情溥仪的，是他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替他在天津预备一所房屋，以备必要时安身。于是溥仪又找庄士敦商量，如何能够私下出紫禁城到天津。庄士敦答应替他想办法。
    大婚以后不久，庄士敦悄悄告诉溥仪说：“臣已经接头好了。只要皇上出了紫禁城，到了外国公使馆，就算到了外国地界。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都没有办法再把皇上请回来。”
    “那好啊！”溥仪很兴奋地问，“我该到哪个公使馆？”
    “公使团的领袖，是荷兰的欧登科。”庄士敦说，“请皇上亲自给他打个电话，不必说别的，只说：‘我几时想来看看你。’这是臣跟他约定的暗示，表示皇上自己愿意托他照应的意思。”
    “行！我马上就打。”
    “这倒不忙在这一刻。不过，有件事要请皇上自己想法子，就是自己能出得去，一出神武门，坐上荷兰公使馆的汽车，事情就算成功了。”
    “这，我自己有办法，你放心。”
    于是溥仪与他的胞弟溥杰细细商量，决定花钱收买太监，然后跟欧登科通了电话，又派溥杰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将一切细节都说妥当，只待到了约定的日子，溜出神武门。
    当然，溥仪厌恶那个拘束的环境，舍弃了阴森、缺乏生气的宫殿，舍弃不了金兵入汴京，捆载而来的法书名画、古玩秘笈，以及辽金元明及“本朝”所积聚的“天府之珍”。而且由于意外的发现，溥仪的眼福，为嘉道咸同光五帝所不及。原来大内西北角，重华宫之西，在乾隆五年改建了一座建福宫，作为守制之用，所以其他宫殿都是黄瓦，独独此处用蓝瓦。及至乾隆驾崩，嘉庆纯孝，将乾隆生前携至宁寿宫赏玩的手卷字画、精巧古玩玉器，以及专为巡幸途中在轿子里得以赏玩而制的无数“百宝匣”，扫数封存在建福官。自嘉庆初年以来，历朝加封，从未开过。
    有一天溥仪闲得无聊，在宫中乱逛。经过建福宫，看门上重重封条，不由得生了窥秘探险的好奇心，传了总管太监来，说要将宫门打开来看看。
    一看，是不知多少一直叠到天花板的大木箱，上有嘉庆四年的封条。再打开木箱来一看，才知道是如许稀世奇珍。这不但开了溥仪的眼界，也开了太监和内务府的一条财路。由于并无账册可稽，明偷暗盗，无不财源滚滚，地安门大街一下子开了好几家规模宏大的古玩铺，若问东主的身份，不是太监或内务府官员，就是他们的亲戚。
    其实，溥仪也是“明偷”的一个，包括建福宫珍藏在内的许多前人真迹，诸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二谢帖》，宋朝马远、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还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珍本，都以“赏溥杰”为名，每天一大包、一大包地公然携出宫外。
    溥杰是“伴读”，也就是溥仪的同学。同学如此，师傅当然也沾恩光，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等人，亦都常蒙“御赐”字画，而且往往是这些师傅们自己提出来的，也有时要求借阅，这一借自是久假不归了。
    为了出走期近，溥仪对溥杰的“赏赐”，也就格外丰厚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溥仪和溥杰坐在养心殿，静等出走的时刻到来。得了钱的随身太监，亦都悄悄散了开去，仿佛已决定放他们一条路了。哪知突然之间报道：“王爷来了！”
    “他来干什么？”
    一语未完，二报又到，说载沣已经下令内围的护军，外围由步军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封锁各宫通路，一律断绝交通，整个大内都进入戒严状态了。
    接着是载沣神色仓皇地奔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即令溥仪不承认，出走的计划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载沣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控制溥仪的左右手。
    计划的流产，当然是溥仪左右，受了他的贿赂而保证对他“效忠”的那班太监告的密，溥仪本来就厌恶太监，这一下更暗暗下了决心，迟早要驱逐这班身残心毒的“废物”！
    到得第二天，溥仪同庄士敦吐露了抑郁的心情，庄士敦劝他忍耐，劝他仍旧要致力于整顿内部，又举荐新近在“内廷行走”的郑孝胥，说此人不同于一般遗老，有眼光、有见解，是个可与之谋大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