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六有小仓山房集一条，中有两则云：
    “本朝盛行之书，余最恶李笠翁之《一家言》，袁子才之《随园诗话》。《一家言》尚有嗤鄙之者，《随园诗话》则士大夫多好之，其中伤风败俗之语，易长浮荡轻薄之心，为父兄者可令子弟见之耶？
    一日余于友人扇头见一律，有印贪三面刻，墨惯两头磨。余曰，此必随园诗也。问之，果然。”
    第一则的意思很平凡，只是普通正宗派的说法，没有一点独立的见识。李笠翁虽然是一个山人清客，其地位品格在那时也很低落在陈眉公等之下了，但是他有他特别的知识思想，大抵都在《闲情偶寄》中，非一般文人所能及，总之他的特点是放，虽然毛病也就会从这里出来的。刘廷玑著《在园杂志》卷一云：
    “李笠翁渔，一代词客也，著述甚夥，有传奇十种，《闲情偶寄》，《无声戏》，《肉蒲团》各书，造意遣词皆极尖新。沈宫詹绎堂先生评曰，聪明过于学问，洵知言也。但所至携红牙一部，尽选秦女吴娃，未免放诞风流。昔寓京师，颜其旅馆之额曰贱者居，有好事者戏颜其对门曰良者居，盖笠翁所题本自谦，而谑者则讥所携也。所辑诗韵颇佳，其《一家言》所载诗词及史断等类亦别具手眼。”此节对于笠翁的褒贬大抵都得中，殆康熙时人见识亦较高明耶。马先登著《勿待轩杂志》卷下云：
    “李笠翁所著《闲情偶寄》一书，自居处饮食及男女日用纤悉不遗，要皆故作清绮语导人隃侈之事，无一足取，谓其人亦李贽屠隆之类，为名教罪人，当明正两观之诛者也。”读书人动不动就把人家当做少正卯，拍案大喝，煞是可笑，却不知其纤悉讲人生日用处正是那书的独得处，我想曹廷栋的《老老恒言》或可相比，不过枯淡与清绮自亦有殊，若以《随园食单》来与饮馔部的一部分对看，笠翁犹似野老的掘笋挑菜，而袁君乃仿佛围裙油腻的厨师矣。《随园诗话》在小时候也照例看过，却终未成为爱读书，章实斋的攻击至今想来还没有多少道理，不过我总不大喜欢袁子才的气味，觉得这有点儿薄与轻，自然这与普通所谓轻薄又是不同。我很讨厌那两句诗，若使风情老无分，夕阳不合照桃花。老了不肯休歇，还是涎着脸要闹什么风情，是人类中极不自然的难看的事，随园未能免俗，又说些肉麻话，所以更显出难看了。这是不佞的一个偏见，在正统派未必如此想，盖他们只觉得少年讲恋爱乃是伤风败俗，若老年弄些侍姬如夫人之流则是人生正轨，夕阳照桃花可以说正是正统派的人生观，从古至今殆不曾有丝毫更变者也。
    第二则的话我觉得说得很对。简单的记述中显出冷冷的讽刺，很能揭穿随园的缺点，这是他的俗，也可以说没趣味。我在这里须得交代明白，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普通有低级趣味这一句话，虽然看样子是从日本输入的，据我想也稍有语病，但是现在不妨借来作为解说，似乎比说没趣味更容易懂些。没趣味并不就是无趣味，除非这人真是救死唯恐不赡，平常没有人对于生活不取有一种特殊的态度，或淡泊若不经意，或琐琐多所取舍，虽其趋向不同，却各自成为一种趣味，犹如人各异面，只要保存其本来眉目，不问妍媸如何，总都自有其生气也。最不行的是似是而非的没趣味，或曰假趣味，恶趣味，低级趣味均可，假如照大智若愚的这说法，这可以说是大俗若雅罢。顶好的例便是印贪三面刻，墨惯两头磨。大凡对于印与墨人可以有这几种态度。一，不用，简直就没有关系。二，利用，印以记名，墨以写字，用过就算，别无他求。三，爱惜，实用之外更有所选择，精良适意，珍重享用。这几句话说的有点奢侈，其实并不然，木工之于斧凿，农夫之于锄犁，盖无不如此，不独限于读书人之笔墨纸砚也。李圭著《思痛记》，述其陷太平天国军中时事，卷下记掌书大人写贺表云：
    “是晚贼敬天父后，将写文书与伪侍王，贺金邑攻破也。陆畴楷蹲踞椅上，李贼坐其旁，桌置纸笔黄封套，又一长刀裹以绿绉，陆贼杀人具也，各有小贼立其旁装水烟，他贼亦围聚以观。陆贼手拂黄纸，捉笔苦思，良久，写一二十字，不惬意，则扯碎入口烂嚼唾去，如此者三。”这里所写原是俗人常态，但浪费纸张，亦是暴殄天物，犹之斫坏巨木，非良工之所为也。两头磨墨虽非嚼纸之比，亦狼藉甚矣。用墨者不但取其着纸有色泽，当并能赏其形色之美，磨而渐短，正如爱莫能助人之渐老耳，亦不得已也，两头磨之无乃不情，而况惯乎。印昔以文重，但自竹斋用花乳石后，质亦成为可爱玩之物，刻钮写款皆是锦上添花，使与其文或质相映发，非是蛇足，更非另画蛇头也。印三面刻——其实应当说六面，限于平仄故云三耳，则是画了三个蛇头了，对于印石盖别无兴味，只讲经济而已，这好比一把小刀，既可开啤酒瓶的盖，又可裁玻璃，共总有八九样用处，却是市场洋货摊上物。百工道具不会如此，锄锸只单用，斧可劈可敲，亦是自然结果，不太小气也。多面刻的印既不好看，且细想亦实不便于用，随园偏喜之，而又曰贪，这与上文的惯并算起来，真真是俗气可掬了。笠翁讲房屋器具亦注重实用，而华实兼具，不大有这种情形，其暖椅稍可笑，唯此为南方设法亦属无可如何。总而言之，在此等处笠翁要比随园高明不少也。
    附记
    《广东新语》卷十三艺语类有刻印一条云：“陈乔生善篆刻，尝为《四面石章赋》云，印章之便者，莫如四面矣。六则妨持，两则罕变。酌于行藏，四始尽善。”岂明末有此风尚乎？此虽似可为三面刻解嘲，但终欠大方，不足取也。廿四年九月八日记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