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坞年画具有图文并解、题材多样、故事连续的特质。由于年画销售集中在农历腊月，因此一般都是以表现喜庆祥和的热闹景象和祈福避邪等为题材。
    桃花坞年画也不例外，其主要形式有门画、中堂和屏条等，多以祈福迎祥、驱凶避邪为主，富含深刻的寓意。
    在题材上，桃花坞年画除了和其他地方年画共有的神像之外，还常常以描述城市生活和市民风俗为主，尤以风景、仕女和文学、戏曲、历史故事最为典型。
    如戏文故事题材，表达了民众对于英雄的敬仰，对善恶的辨别和对自由的赞美。娃娃美人类年画多以娃娃、美人为内容，反映的是人们向往家庭美满、多子多福的心理。
    桃花坞年画中的精品之作《姑苏阊门图》是清雍正十二年由当时苏州着名年画铺——宝绘轩刊印的一幅年画。它以大对屏的形式，左右双幅合成全景，场面宏大。
    年画采用鸟瞰式构图向人们展示了当年姑苏城的繁盛。整幅作品主要描绘近处护城河两岸和吊桥上下繁华热闹的街市，河面上穿梭忙碌的各类船只和远处绵延的城墙街道、林立的帆樯，成荫绿树中隐约的楼阁以及高耸入云的报恩寺塔。无
    论是街区、船只，还是画中300多个人物，每一处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当年姑苏阊门一带的繁华市井与滚滚红尘之中。
    类似题材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还有《姑苏万年桥图》，仅从清乾隆五年到乾隆九年流传下来的就有三幅，皆为鸟瞰式构图，俨然一幅幅生动立体、千姿百态的江南城市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
    此外，江南市民所喜爱的戏文故事类年画题材，大多以多张连续性画幅来表现，如《杨家将》《西厢记》《孙悟空大闹天宫》《定军山》等。
    这些图文并解的作品更接近于当地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
    桃花坞年画身处吴地，注定离不开吴文化的晕染。在桃花坞年画中，有不少以苏州一带的小桥流水、白墙黛瓦、枕河人家、苏州园林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风俗人情和神韵，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纯朴清新的乡土气息。
    与北方年画粗犷豪放、鲜明热烈的风格不同，桃花坞由于受到明朝金陵、徽州书籍木刻版画的影响，色彩清秀，风格较为雅致，年画的画面构图开阔深远，带有浓郁的书卷气和诗情画意。
    据说，当年名列明末苏州四大才子之首的唐寅不仅在桃花坞年画的兴盛地——桃花坞一带居住生活，他还亲手绘制过年画画稿。这虽然只是传说，无据可考但多少能够说明，桃花坞年画在艺术形式上受到江南士人文化的影响与熏陶。
    与其他地方的年画相比，桃花坞年画更为精细雅致、温婉细腻，它与苏州的古典园林、昆曲以及苏绣、苏雕、苏扇、苏笺等一样，处处体现出江南水乡细致、精到、雅趣的风格。
    在传统民间年画中，苏州桃花坞年画的色彩是最淡的，其风格冷峻内秀。可以说，苏州桃花坞年画是俗文化中雅的代表。桃花坞年画的色彩以桃红、大红、黄、绿、紫、淡墨为基本色，热闹喜气中透着朴实清雅之美。
    特别是清末民初开始，桃花坞年画在戏文故事题材上使用紫色，并逐渐将紫色扩展到其他题材，为自身打上了更为鲜明的艺术印记。
    桃花坞年画主要是用色版来套印，一版一色，最细腻的年画甚至需要使用几十块不同颜色的色版来印制，它更强调用版来作画，更突出的是版味，而不是像杨柳青年画那样，在用版印制之后还需要有绘和裱的环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也会孕育一方文化。苏州传统文化中具有士人文化的显着特征，历来以精细雅致的风格而独树一帜，这种文化影响注定了桃花坞年画在构图上追求丰满而均衡的艺术风格。
    从前述的《姑苏阊门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整个画面的构图丰满但并没有让人感觉拥堵。作者在远近虚实的变化中寻求均衡的效果，但依然能生动地表现阊门一带的繁盛，令人丝毫不觉得刻板。
    纵观整个画面，我们会觉得它与国画似乎有着相似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桃花坞年画非常注重的“美”，不单单表现在画功的精美上，还表现在线条的流畅处理上，以及构图的细腻程度上。
    以桃花坞年画中知名度颇高的《美人插花图》为例，美人的一顾一盼，一娇一嗔，都被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令人动容。
    桃花坞年画以木板雕刻，在板材的选用上甚为讲究。为了防备板材变形、开裂，一般会选择质地坚硬、木纹细密、光洁无节疤且不易裂开的板材，梨木常会被用作刻版材料。
    一幅上乘的桃花坞年画在线版刻制上，不但讲求线条流畅，经久耐用而且特别强调能富有版味，再现原稿的风貌。
    总体来说，桃花坞年画有极富装饰性的美感和浪漫主义色彩，它以鲜明突出的主题、明快简洁的线条、生动质朴的形象以及细腻的构图和细节表现，完美地展现了江南水乡的秀美，把观者带进令人陶醉的烟雨江南。
    当年，桃花坞年画的销售地区除江、浙、皖外，还远及赣、鄂、鲁、豫和东北广大地区。清代，每到农历九月，苏州的桃花坞及山塘一带便热闹起来，人们挑担推车，远道而来，多以米、花生、瓜子和油等换取年画。
    当地年画的销售一般分为画铺兼营、摊贩推销和肩贩兜售三种。值得一提的是肩贩，他们把年画背在身上，走村串镇，每到一地，油纸一铺，年画一摊，边卖边唱，吸引买主。
    这些唱词来源各有不同，或祖传，或创新唱腔也不尽相同，有的类似山歌小调，有的介于山歌与顺口溜之间，唱词通俗诙谐，趣味盎然。
    明末清初以来，桃花坞年画一直影响着上海、扬州、南通、南京等地的年画艺术和市场。
    上述地区纷纷效法苏州生产年画，其中许多画商将其画稿委托桃花坞画铺代为刻印有的则在桃花坞年画图样的基础上翻刻和印刷，其风格与桃花坞年画大同小异还有的则学了桃花坞年画的刻印技术、工具、色料后，在当地自立门户……这些地方的年画艺术虽融汇有当地特点，开创了新的风格，但毕竟源出桃花坞。
    清咸丰、同治以后，桃花坞年画一度向上海小校场迁徙。上海小校场位于上海老城区城隍庙附近，原为上海县驻兵演武之处。自清嘉庆以来，庙会兴起，逐步形成商业区，年画商也沿城隍庙设店经营。
    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期间，苏州桃花坞一些年画店为躲避战乱迁聚于此。清末，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繁荣，大批苏州画家、工匠先后受聘于此。
    因此，上海小校场年画应该是属于桃花坞系统，其发展主要是清同治至光绪的近50年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桃花坞年画的香火，最终还是在家乡苏州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晚明以来，在利玛窦、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和画家的影响下，基于实证主义的几何透视学开始影响我国的绘画作品，对中国绘画了解和掌握空间原理起到很大作用。桃花坞年画也受到这种绘画技巧的影响。
    清雍正、乾隆年间，桃花坞年画中的一些作品出现“仿泰西笔意”、“法泰西笔意”、“仿大西洋笔意”等题识，桃花坞年画的创作者开始以西洋绘画技法生产、表现一些社会风俗类的画作，呈现出别开生面的西洋趣味。所谓泰西，通俗来讲，指的就是西方。
    桃花坞年画对泰西笔意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桃花坞年画的写实手法吸收了西洋绘画的透视法则。像是《姑苏万年桥》《姑苏阊门图》等都运用了这一原理。
    这些作品的画面布局由近及远，由大及小，比例也比较协调，空间层次的深度和广度得以展现。其次，桃花坞年画首次以科学的方法运用明暗光影的知识，打破中国年画固有的表现形式。
    很多描绘大型场景的桃花坞年画，画面光线统一，准确描绘物象因光线照射而形成的光与影。第三，桃花坞年画在制版等方面同样也受到西方版画的影响。
    中国传统年画墨色仅有一次印刷，并没有深浅墨色的二次印刷。而桃花坞年画有部分作品分墨色深浅两版印刷，然后再以手工敷晕色彩。这种西式版画处理手法使画面层次更为丰富，空间更加广阔。
    桃花坞年画不仅吸收着西方文明的精华，它还随商船漂洋过海到日本，影响了日本浮世绘的艺术创作，并通过浮世绘间接影响了欧洲的绘画艺术，桃花坞年画因此被海外媒体誉为“东方古艺之花”。
    在日本古典美术中，浮世绘的知名度最高。“浮世”乃瞬息即逝的尘世之意。浮世绘是江户时代以江户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风俗画，其发展和印刷业有密切的联系。
    浮世绘样式的发展主要是在木版画形式上进行的，因此人们提到浮世绘，往往就是专指木版画形式，其中以刻绘美人画和风景画等居多。
    明末清初，桃花坞年画就已经流传到日本。有研究称，日本的浮世绘在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影响和启发下进入新的艺术境界“中国年画感动了日本浮世绘版画家，浮世绘的新构思无不以此参考。”
    桃花坞年画对浮世绘版画的主要影响，首先是透视和明暗画法的运用，并成为“西画东渐”大背景下，向日本输入西画技法重要的“二传手”。
    浮世绘的色彩起初与桃花坞年画的色彩有着相似之处，仅有单一的墨色，后来才出现赤版，以红为主，再加印黄和绿。这种印制版画的技术，在色彩、人物造型、构图等形式上都受到桃花坞年画的影响。
    在浮世绘中，还出现模仿桃花坞年画的作品。二者的相同之处还包括组图系列的形式、续绘的构成等。
    桃花坞年画传入日本后，又通过浮世绘辗转传入欧洲，对欧洲19世纪兴起的后期印象派油画的技法和风格产生重要的影响。
    浮世绘中的前缩透视法、散点透视法及重叠透视法，被马奈、莫奈、塞尚等印象派画家运用到他们之后的绘画之中，对西方绘画产生深远影响。
    在莫奈的《睡莲》系列作品和马奈的名作《吹笛少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浮世绘的影子。追根溯源，这其中也有桃花坞年画的功绩。和日本浮世绘一样，桃花坞年画为世界绘画艺术的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清康熙年间，桃花坞年画得到发展至雍正、乾隆时期，更为兴盛，与天津杨柳青年画齐名，史称“南桃北杨”。
    近代社会剧变之下，苏州繁华不在，桃花坞年画逐渐失去当年的荣耀。太平天国时期，苏州年画遭战火破坏，元气大伤。加上西方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大量石刻年画倾销，桃花坞年画逐渐丧失原有的城市市场，走向衰落。
    新中国诞生，桃花坞年画获得新生。1956～1959年，桃花坞年画艺人试印水印木刻《屈原》《芦苇小鸟》及诗笺、《1957年春牛图》和陈老莲的《水浒叶子》等作品，刻印俱佳，纸墨精良，受到郭沫若、傅抱石等文化大家的赞赏。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桃花坞年画创作的又一个高潮，一大批题材新颖、形式生动的年画作品相继问世，受到社会好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手工艺，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已不单单是一种用来美化居住环境、烘托节日喜庆气氛的装饰绘画艺术，它代表了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避邪驱鬼、驱灾御凶、祈福迎祥等美好意愿的追求，更是一种传统文明的延续和发展。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一位朋友口中听到苏州桃花坞地区的旧城改造，于是就扛上相机，去找唐伯虎《桃花庵诗》中的风雅。到达苏州桃花坞大街后，已经迟来一步，桃花坞周边已被拆成了一片废墟，就连唐伯虎故居也已成为断壁残垣。
    桃花庵被毁，桃花仙已逝，桃树也不见踪影，心有不甘，扛着相机穿村过巷，终于柳暗花明——在唐伯虎破败的故居旁发现一个幽深的院落，青砖围墙掩不住满园秀色。
    雕花的门帘上刻着两个俊秀的繁体字朴园。推开虚掩的大门，更有水榭楼台。心中暗喜，决定把这儿当成苏州园林来游玩。
    古时，桃花坞大街是苏州才子聚集地，而桃花坞年画，则是将文人画的风雅通过喜闻乐见的民俗形式来表述传递祈福迎祥的《一团和气》、《花开富贵》；用来驱凶避邪的《神荼郁垒》、《钟馗捉鬼》；说时事风俗的《洋灯美人》、《苏州火车开往吴淞》；讲戏曲故事的《三笑烟缘》、《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清乾隆时期，桃花坞年画发展至巅峰年产量高达百万张，与天津齐名，成为我国南北两大民间年画中心。桃花坞年画不仅行销全国，还远及南洋、日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浮世绘的形成。大时代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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