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下知有之”,“太上”,即最高之意。道家称最上、最高、最尊之师为“太上”。后又谓太古无名之圣君。今人称太上老君为“太上”,或以太上为老君之师。若将宇宙核心至初始外层的显隐组织结构分为十个层次,“太上”即修真界隐态第五个层次,其物质组织的名称为“涬(xing,道家所谓的自然之气)”。“下”者,即天下黎民百姓也。
“太上下知有之”,也可以理解为:“上”者,等于《易经》所说的“形而上者之谓道”。是指未有天地万物以前的混沌一炁。“下”者,是指“形而下者之谓器”。自混沌一炁演化之后,分清分浊,清轻者在上,构成多重天体;重浊者在下,生成有形有象、千姿百态的万物,构成了有形体的“器物世界”。
“太上”这个名称,古时就有。古有“太上忘情”之说。人生最痛苦最难做到的就是忘情。人之为人必有情。“情”有道情、亲情、友情、人情之分。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人与人之间靠情感维系着。有感情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痛苦。因情受苦,忘情更难。“太上忘情”并非是无情,天地有情,圣人也有情,但其情是大慈大悲之情,无偏无私的大情。凡人之情在于私,圣人之情在于公。“太上下知有之”,就是太上忧悲众生的大道之情。
“太上下知”,是说在上古盛世之时,圣君治理天下,上顺天理,下应民情,以道德教化人民,以无为治理天下,道德宏扬,民风淳朴。虽天下大治,但人们不知有大治;百姓虽知有君王,但却不起亲誉之心。天下万民皆处于自然之中,无有上下之分,不知彼此之别;各遂其性,各安其生,质朴浑厚,悠然自得,安享太平。百姓这种不知不识的质朴浑厚之风,并不是轻慢于上,也不是愚昧麻木,盖因民心被道德所化,相忘于先天自然之中,毫无后天识心痕迹。故天下一体,万民一心,本性厚朴,唯道是尊,唯德是从,心与道合一。那时的圣王以无为治世,不显迹于下,不显山露水,所以百姓不知道圣王如何治世,也无意有心奉承,上下皆相忘于无为之中。故言“太上,下知有之。”
所谓“下知有之”的含义,就是一般人看来好象是很笨的下等人,但他们往往却是“大智若愚”的有“道”者,他们才是“真人不露相”的大智慧者。大智慧之人,都是藏而不露,虚怀若谷,这正体现着大道虚无的本性。不像今人读了一点书,有了一点浅薄知识,便自认为了不起。其实论起本性心灵,并不如僻远乡愚的山民那么纯净。他们虽书本知识少,见识不多,但却豁达大度,心性淳朴,善良厚道。凡事都能看得开,没有过多的心灵之苦,不像有知识的人那么多心眼,这正是他们本性的天真。
在上古伏羲神农以前,鸟兽成群,人心质朴,人与万物和谐共处于自然之中。那时人们心地纯净,信守道德,人与人和睦相处,没有利害冲突,没有是非之争,社会井然有序。那时人心顺德行事,先天智慧主宰后天意识,而安于主观意识的不识不知,性命皆处在无为自然之中,与大道浑融为一。这就是“太上下知有之”的道理。
【其次亲之誉之,】
“其次亲之誉之”,是指施仁政之道,百姓的心态变化。“其次”,是说继远古伏羲神农之后,历史发展到次后的五帝时期,天道运行至中古,人的后天主观意识之心逐渐开启,私欲妄心渐生,厚德渐被情欲毁丧,古朴淳风日渐淡泊。先帝们顺天应势,针对当时的人心变化,便开始施行德治,以弥补人心道性的亏损。于是,立仁政以养民心,制礼乐以叙尊卑,造衣冠以分贵贱,建房室以代巢穴,构桥梁以济不通,造舟船以行水陆,造书契以代结绳。鉴于那时的人心后天意识渐开,私心欲念萌动,荣辱之念已起。从此,世道渐趋于崇尚尊贵贤能,人心也有了你我是非、亲疏贵贱之分。于是便对仁善者亲誉之,对怀义者尊敬之。先帝为了百姓德化归道,故不得不倡导仁义,以教化于民。这种崇尚仁义的德化风尚,与太古时期的自然浑朴道风,已大不可相比。就道德的范畴而言,人类在精神领域,已由先天逐渐落入后天,从无为的元朴之性,下降到后天识心用事。故曰“其次,亲之誉之”。
人自有了后天意识之后,便开始有分别之心,人的精神素质也拉开了档次,才有了圣凡贤愚的差别,有了亲疏远近,毁誉巧诈之心,丧失了人性天然的古朴淳真。对于崇敬者,便顶礼膜拜,烧香供养。对于有仁义之德者,便赞叹不绝,亲之誉之。对于聪明有智者,羡慕不已,学之习之。从此,人们有了分别心、追求心、虚荣心,渐失浑然一体的元性。大道至简至朴,心地愈纯净,愈接近于道;思想愈复杂,离道性愈远,这就是现代人远道背道的根本原因。
常言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象征着人性中固有的自然道性。人有了后天种种欲心妄念,就如同在白纸上涂抹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已不纯净。修道就是要将这些污迹清理干净,重塑人生,使它返本如初。六祖慧能一个大字不识,却能立即开悟,成为大智慧者。实践了他“心上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顿悟。所以“大智若愚”的反面,就是“大愚若智”了。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其次畏之”,是以重法治世之后,百姓的畏惧心理。五帝之时,民虽渐失自然大道的真朴之质,但总体上还保持着太古之风,人与人之间尚能以德自律,社会依然安定太平,故刑狱未立。此时人民虽知有君王,但不知有畏惧。至三王时期以后,世道日薄,人心日乖,常德愈失。在上者失道丧德,作威作福,在下者人心乖戾,凶暴邪恶滋生,于是便不得不以政令刑罚予以禁止,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刑罚既立,百姓未有不畏惧者。百姓在产生畏惧心的同时,也对在上统治者滋生起怨悔轻慢之心。从此人心变得更为复杂,诚信愈少,邪风日盛,民情日乱;民风既乱,冲突必多,刑政日烦,必然是恶性循环。上失真诚之德以待下,下必以不诚之心而还于上,上下两不诚信,犹如水乳不相溶。于是乎上下不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人心自此散不朴,民风自此失古德。
上古之民,太朴未散,所以无知无识,清静一心,不知亲誉,没有厚薄,一切言行皆在道德之中,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中古先民,虽有亲誉之情,但仍然是至诚所感之妙。至于下古以后,太朴已丧,狡诈日生,上下相欺,人心失道,以至于不忠不孝,害仁害义,无所不为。此时设立刑罚,已属于不得已而为。刑法不立,民心不畏,社会紊乱;刑法既立,禁多令烦,民心更乱。民心不归诚,必然是假畏于表面,而内心必生怨恨。从此狡诈日多,伦理紊乱,世道亦衰。由此可见失道后世道的每况愈下。
“其次侮之”,是言当时社会由道治下降到德治,又由德治下降到仁义之治,之后又下降到法治,道德日愈日下。人们不仅不信奉大道,反而侮之。人类有天生智慧的分级,佛学将众生分为五种“种性”,也就是“根器”之说。一个真正有慧根之人,一闻道就“勤而行之”,百分之百的信奉不辍。而中等根性之人,则是半信半疑,若即若离。而那些下根的无知愚昧者,不知天高地厚,根本不信大道,以为信道是对人格的侮辱。此类人往往自以为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高明,所以对道不仅不信,反而认为修道者都是神经不正常,所以以“大笑”而羞辱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大道若不被这些人嘲笑戏弄,那就不是大道了。这便是“有道”与“无道”的分水岭。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故信不足”,“信”就是道根,就是中,就是天地人之本心。信是一种大道本源的混沌性物质,它的特点是无方所,无定位,动静自如,至虚至灵。在无极或高质元层次的太极状态,强而图之则为“○”,也就是河图中央这一点“⊙”。它是天地之根,性命之源,是五德最根本、最关键的道性物质,它是统驭其它四类上德的基本元素。它既可以将这种道性元素分送给仁义礼智,又可以使散在四周的仁义礼智四德元素归于中央一“信”,也就是将仁义礼智归于一“心”、归于一“中”。“信”作为一种基本道性物质,它充盈在宇宙万物的真心中。这个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至三千大世界,弥散六合;小至微尘,乃至细胞、原子、中子、夸克,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有此心,则可出死入生;无此心,则出生入死。生之死之,唯在此心(信)的得失之间。
“信”是一个特殊之“心”,内含有五行之气,但没有五行之质;暗藏于五行之中,但又不落入五行之中。它源本于父母未生之前,但又可以现于既生之后。它虽寂然不动,但可以感而遂通。所以它能主宰仁义礼智这四德,也能综合融化这四德。信德在河图为中央戊阳土,土为黄色,其性中和,故有“黄婆”、“黄帝”、“核心”等称谓。这个“信”是分层次的,它既有儒家所言的做人信德,更有修真甚高层次的信德。
对修真者而言,“信”德是一种阴阳合一,真实无妄的真信、灵信、玄信。“真实”者,是指它含有“妙有”的真实道性物质;“无妄”者,是指它具有一种真空的状态,而不是顽空。所以这种“信德”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仁义礼智这四大上德的基本元素都包含其中,因而它又是四德的大本营,是一身之大主。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皆是以信为根基,以信为综括,以信为统领。用一心(信)培养仁义礼智这四德,用天真纯信的佛性上德再造心身,修到一定量级以后,则身内的五物五贼都会顺听其命,从而实现五行攒簇,四象和合,性命混溶一体,阴阳浑化,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返归先天。
经中所言的“信不足”,是说上君已丧失信德,无信于下民。“焉有不信”,是说因为上君不以信德化民,所以万民也必然不守信德。这两句经文是说:君王离道丧德,失信于民,人民也以“不信”回报于上。上下两“不信”,离心离德,君民失去亲合力,国家丧失凝聚力。人民对上君的不信,并非下民之过,而是因为在上者失道丧德,不能以身垂范,不能以德服人。或以烦杂政令、苛捐杂税扰民;或施行暴政,用严刑重法镇压人民。故民不能以诚信归服,必然产生既畏惧、又怨恨之心,与之相对抗。上信既不足,下信必毁丧,上行下效,上下不合,君民相怨,国运不昌,社会不和,必然导致恶性循环。
古训有云:“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乃千古不易之理。纵观历史,凡有道之君,皆是道德深厚,慈悲为怀,与民同心同德,视民为父母,事民如事天,故得天民同助,国昌民富,社会康宁。凡是乱世,皆是为君者失道离德甚远。春秋战国时期,大道已去,故有五霸争雄,百家争鸣之乱。这段时间虽不长,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因为纲纪已乱,道德已失,各种思潮泛滥,纷纷亮相,各派学说纷争,无不登台表演。这种人心涣散、思想混乱的局面,从表象来看,人的思想似乎茅塞顿开,聪明显露。但究其实质,却都是对大道的肢解,是落入后天的以偏概全,是在古训中摘章寻句,舍本逐末,各显其能。这些都是假借道德仁义之名,行变诈取巧之实,逞好胜争霸之勇。尤以战国时期为甚,争霸之战不息,天下混乱,道德愈失,百姓遭殃。此等混乱局面,皆是大道已去,无名之朴散失,信德不足的必然反弹。故圣祖感叹曰:“信不足,有不信”,即是此义。
【犹兮其贵言,】
“犹兮其贵言”的“犹”字,王弼本作“悠兮,其贵言。”白玉蟾等注本“犹”字称作“由”。诸本字皆不同。犹、悠、由、猷四字,古作通用,皆是形容幽远无象之貌。
“犹兮其贵言”,此句河上公注曰:“太上之君举事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犹兮”,又可解释为悠闲自然的意思。所谓“其贵言”,就是说道很难说清楚,再怎么高明的文字语言,都只能是一种形容比喻,难以准确表达出道的境界。道的本体,无形无象,说似一物即不是,不能用世间名相界定它。
古之有道圣君,皆贵其言,接物举事,皆是谨言、慎言、少言,不得已而言。言则寓意深奥,言简意赅,字字珠玑。从不多言絮语,唯恐言语离道失德,而为害天下。大道无形,天地无言,真理道义,必赖人宣。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当言则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必合道,绝不虚言。
人之言语必须真实,不可稍有虚伪。虚伪之人,多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亲友不相倚托,邻里不相恭敬,虚言诈语,瞎话流堂,无人听从。“言为心声”。心中匿藏着贪、嗔(chēn)、痴、慢、疑之邪妄,必然会由偏激、消极、冲动、狂妄的言语中表现出来。心善言必善,心恶言必恶,心邪言必偏,心狂言必傲。有种种心,便有种种言。诸如花言巧语,搬是弄非,以诈传诈,污言秽语,妖言惑众,恶言伤人,绮(qi美丽)言骗人。以至于呵风骂雨,责天怨地等等之言,皆是心邪言不正,由口而出的必然流露。也是自造口业,招灾惹祸的根源。故道佛先祖皆教人要持身守戒,戒心斋口,谨言慎语。言多必失,言多散气,舌动是非生,故有“人言可畏”之说。所以圣祖在此警示世人要“贵言”。不可口无遮拦,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以免害人害己。
“犹兮其贵言”这句话,是说要复上古之风,得上古之朴,必须用无为之德化天下,并非以言语可以做到。大道惟妙惟肖,至深莫测,变化万端,只有靠自修自悟,圆成大道之时,才可以一目了然。大道无为,只可心悟,无法言传。后天显态现有的文字语言,包括留传下来的古圣典籍,都是修证的一种辅助工具,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论述大道的文字语言,都只能是一个助修的拐仗,无法准确描述高维空间道境的真象。故古有“大道无言”、“言语道断”、“言难尽道”等古训。凡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都不是全道、真道。后天语言过多,往往会将个人的主观偏见固定于人,将别人的思维引向一端,形成一种定势,封闭其心中无穷的天地。这就是古人反复强调“大道难全”、“道不言全”的本意。
大道靠自悟,亦靠明师传。修大道就是一个心领神会、勤学苦证的过程。“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自古真传大道的师父,都是以心传神授为主,口传言教为辅,其余全靠各人自己的修悟苦证。明师都是得道的大智慧者,自由穿梭于高维空间,洞晓宇宙大真理,阴阳变化握掌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虽不能用语言全尽道义,又不得不借用显态语言宏法传道。真师传道不贵言传,而重心授,垂先示范,以身行道,借助有形与无形等多种形式,以开悟人的心扉灵性。君不见空净师开示我等弟子时的以心明道,观心得道,以象示道,借物传道,以事喻道,乃至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梦境等等,无不饱含着多层次、全息性的无穷道意。在不得已而言时,亦是言筒意赅,一语千金,字字金光,深含天理。惟有心领神会,深悟其微之后,方才豁然开朗。如拨云见日,阴云尽散,心中另是一番天地。这时才能真正理解圣祖“贵言”之理。
圣人深知,若仅以言教施于天下,难免误人落入后天,民不能无为,天下便不能至治。故圣人皆贵其言,行不言之教,施无为之治,以道德化天下。天下万民受之以德,得无为之道,不期而自信,不治而自化,百姓自然清静无为,则天下归道也。
【功成事遂,】
【“功成事遂”,“功成”者,即圣人施无为之治,而使天下归道,功成圆满,天下太平。“事遂”,即遂于不言之教。古之圣君皆是高真大德之人,融大道于一身,通天识地,洞晓阴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智慧者。圣君治理天下,都是无为而治。无为是一种至道的胜境,并非今之世人所理解的简单概念,更不是被曲解了的“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高层次、高境界,是一种至极的高功大德。此德若养之不深,积之不厚,其无为之功也难成就。大德若守之不诚,贵之不慎,不言之教亦难遂。由此可知:非无为,不能立不言之教;非不言之教,不能守无为之德。不言之自然处,正是无为之实践处;无为之实践处,便是不言之自然处。大化不化,大言无言。上能自信,民必自信;上下之信,都是自然而然,不期信而自信。人人无不自然,人人无不自信,天下皆大信也。
【百姓皆谓我自然。】
“百姓皆谓我自然”。正是百姓在无为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之言。正因为圣王施无为之治,百姓只知上有其君,并不知其圣德之厚。对圣王普施大德,恩惠天下,觉得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所以并不歌功颂德,也不刻意恭维。上古之时,人民耕种而食,凿井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心性清静,悠然自得。圣君的无为至治民不能见,圣君的不言之教民不能知,百姓尽享天然淳朴之乐,不起亲誉之念,无有分别之心,一切皆出于自然。这就是无为之治的美好胜境。
观此可知,太上这句经文有伤今思古之意。此章虽言治世,何尝不是言治心。无为之德,用之于国可以安民,用之于家可以和睦,修之于心可以养性,修之于身可以成真。修真人若要通达了道,首先必须学会透过道的外在表象,深入洞见道的本质。如何通过万事万物千变万化的影子,认识道的本体,这是首要的功夫。凡是事物的顺遂如意,事业的顺利成功,都是首先堪透了大道之理,顺应大道自然规律的结果。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只要掌握了物性的自然法则,摸到了宇宙物理的真髓,将它延伸到某项具体技术上,必然会实验成功。自古至今,一切科学成就,都是道性的外现,都是大道自然的应用。
修真证道的实践,就像剥香蕉、吃甘蔗一样,要一层一层地剥,一节一节地了。修真与世间一切物理一样,都是由外向内,由浅入深,依阳剥阴,剥假寻真,一层一层向里剥,直至进入内部核心,达到剥无可剥、出神入化的境界,方为功成圆满。然后再由核心向外释放,从而表现出内道场核心的巨大事功作用,作用于万事万物,调整自然生态平衡,自然而然地服务天下众生。这就是修真者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修真人果能放下尘缘,向无欲无为处养心德,虽有七情,可以淡而化之,使其不能逞狂;虽有六识,受先天慧性之制,使欲心不能占其主。若能如此,以先天驾驭后天,显隐同观,慧智合一,随缘应变。便是无为之道心,不言之诚信,性分中之盛世也。
【本章说解】
天地与万物同于一道,圣人与百姓同于一心。古圣治世,不施异政之能,不作有为之事,不妨民,不聚货,不自贵,不贱民。位高而不自知,身尊而不自有。如日月之经天,相忘于太虚之中,惟尽施德照明之本份。在下之众生万物,虽受日月恩惠,却无识无知,无有亲誉之情,没有畏侮之意。比如鱼游在水,并不知水的存在,也不知水的养育之恩。水以无为天性养鱼之命,鱼以无为之心归之于水,鱼水相依,自自然然,各尽天然无为之性,各享自在之乐。
只有超越了的东西,才能达到超脱之境;只有真正进入无为之境,才能通晓无为妙理。“无为”是高维空间道性物质的存在本体,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圣境。“无不为”是宇宙的物质演变规律,是自然大道造物的玄妙之用。今人对“无为”一词多有曲解,以为无为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厌世哲学,是懒汉懦夫的混世思想,以为是一种与当今人们争强好胜、奋力拚搏、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过时神话。这是对大道“无为而无不为”的无知。
“无为之治”是治国的最高胜境,是国强民富的根本大计,是人民德化、超凡入圣的自由王国。不切身经历此境,永远也难以理解“无为”的真意。治国与治身同于一理,家不殊俗,国不异政,身不陷邪,心不妄思,道境于此,则无所不治矣。古之圣君治国,能顺上下之情,能致自然之化,惟用一个“德”字,治天下可得太平,治大国犹如“烹小鲜”一般。
古时治国可分为四个等次。最上最高的治世方略,就是无为而治,行不言之教,使人民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所以百姓皆自然,只知国有君,不知他的所做所为。次一等的,是以德教化人民,施仁政治理国家,人们由此便产生了分别心,有了亲近、赞誉之情。再次一等的,是以政教教化于民,立刑法治理国家,人民虽生畏惧心,但对国君却敬而远之,缺乏诚信。最末一等的国君,对百姓不诚不信,高贵自傲,腐败奢侈,欺压百姓,用权术诡计愚弄欺骗臣民,用暴力镇压人民,所以人民必反而抗之。治国之道,都是随时应势,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定,也是自然大道运行的必然规律。当今世界多是以法治国,轻视以德治国这个根本。这种单脚独立式的治国方略,必有弊端,故民风日下世道沉沦。以德治为主,德冶与法治并举,在当今之世,才比较现实周全。展望未来,人类社会必然是由法治到德治,由有为之治到无为之治的理想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
四有章第十八
【大道废,有仁义。】
道本先天,道的体性特征就是虚无自然、清静无为、纯粹朴素、简单平易、柔弱不争。这些体性特征,体现于人就是上德,上德是道的人格化和伦理化。道体现在显态人事物上谓之德,体现于隐态谓之道。人的后天只有德心、德行接近和符合先天自然大道的特性。正如圣祖所云:所谓德,应当是唯道是从,未悟道的真境,没有得道,才需要重德、修德、守德,以弥补道之缺损,累德而全道,此谓之“失道而后德。”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是说道德人格化缺失后的不同修证层次,是学会做人的不同标准,仁义礼智之德不全,便不能合道。“大道废,有仁义”,就是圣人根据大道已废去的实际情况,以仁义之德引导天下万民,使之圆德而合道。
太古盛世,三皇在位,大道行世,万民一体,子孝父慈,人民质朴,天下太平。那时的百姓,人人具有厚德,虽不知有仁义、忠孝、智慧等名称概念,但却人人自行在其中。君民同忘于道化之境,虽常在道中却不自知有道,虽日用德而不晓其德。无高低贵贱之分,无善恶美丑之念,无名利是非之争,人们都是物我两忘,厚朴笃实,安然自在地生活着,那就是一种至高的道治社会胜景。次后,为君者不能以道治天下,不具无为之德,所以大道淡去。这并非大道远离人类而去,实是人离道而自去。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仁义礼,是道性层次自上而下的排序。道是至高至善至美的存在形态,德治是仅次于道治的一种社会形态。大道既归隐而去,故圣王不得不立仁义,施以德治,用仁义来规范人民的心性行为,以使天下由德归道。故曰“大道废,有仁义。”
“仁”者人也,仁中有人,人中有仁,二人为仁,阴阳合壁,日月合明,回光返照之谓也。大道已去,人们已失缺部分道性,故立仁义以补救之,以智慧而济之。
【智慧出,有大伪。】
“智慧出,有大伪”,三王治世时,世间大道渐去,故不得不出以智慧。此处所说的“智慧”,是以后天的文字语言阐述、教化仁义之理,以弥补人性中道德的不周全。“智慧”是指后天人心的智识。“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人类后天形成的主观识心,其特征就是:贱德而贵言,贱质而贵表。后世国君多是以智识机巧治世,后天智慧一出,民必离淳散朴,滋生乖巧机诈之心。先天渐失,后天渐起,大智慧日减,小聪明日兴;以假作真,就伪失真,民风虚华,社会紊乱,这些都是“有大伪”的验证。
春秋战国之乱,五霸争雄之危,皆是因为“大道废”的原因,于是聪明之士蜂起,奇智之人并出,假仁假义乱真常,诡诈阴谋乱人性,逞雄称霸,争胜斗强,如此等等,皆是失道丧德,入于后天智识,舍本逐末所造成的弊端。这就是“智慧出,有大伪”之义。
智慧与奸诈,乃是一体之两面,仅是一线之隔。聪明与狡猾、老实与笨拙,都是一根相连的孪生兄弟。诚实的智慧合于道,用之于世,能为社会谋福利,可以名之为“德”。道是体,德是用。诚实虽是好事,若是使用不当,就会适得其反,好心办了坏事。
观今之人类社会,更进一步验证了“智慧出,有大伪”乃是真实不虚。人类社会发展到今日,物质丰富,科技昌盛,今人的后天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古人,但道德素质却大大不如先辈。由于人类道朴丧失,心性被物欲污染,天然本真已经昏迷,大智慧被小聪明掩蔽,巧诈取代了淳朴,虚伪掩盖了真诚。因而在处世待人接物中,处处颠倒,以假当真。戴着假面具做人,嘴上仁义礼智信,心藏鬼胎算计人。外虽衣冠楚楚,冠冕堂皇,内则污浊浸心,灵魂蒙尘。说假话,办假事,求假幻,行假路,无处不假;认假为真,以假为乐,以假为能,在虚假中混时度日,枉费人生宝贵时间而不自知。待到路归黄泉时,悔之已晚。
当今人类,道德滑坡,正气不足,虚假大伪横行施虐,像瘟疫般地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危害人民的心灵健康,而且蔓延到物质领域,危害人体生命的健康。诸如假商品、假食品、假药物……等,衣食住行,所需所用,无不有假。甚至波及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方方面面,派生出权钱交易之类的不良现象。就连自古被人们视为神圣的道佛菩萨,竟然也有人敢于冒充。一些不法之徒自命不凡,以谣言惑众,为害社会,误人入歧途。社会虚假到如此程度,“大伪”已像恶魔一般地无孔不入,以致人们谈假色变,视假如仇。于是打假的法规应运而生。但有形的打假只能奏效一时,无形的治假才是长久之方。以道德宏扬天下,以德治人心之妄,使其本性复明,这才是治假之根,治国之本。
【六亲不和,有孝慈。】
“六亲不和”,“六亲”者,即父母兄弟夫妇,泛指亲缘眷属。之所以六亲不和,是因为失去孝慈之心,所以要提倡修养修仁慈孝敬之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六亲不和,社会也难稳定。所以太上提倡孝慈,以尽人本性的天然。
“孝”为十善之首。古云:“百善孝为先”。儒家称父母之恩为“昊天罔(wǎng)极”。佛家以孝为戒,佛说母有十种重恩,认为父母养育之恩,高过山岳,深逾大海。自古圣人无不提倡孝慈,把它作为做人的基本要求。倘若忤逆不孝,违负重恩,人格大亏,还谈何为人?古人箪食瓢饮之恩皆思报答,更何况父母之大恩能不报乎?报答之道,唯以孝敬。尽孝道,以服劳奉养者为小孝;以尽忠报国,公而为天下奉献者为大孝;以劝亲修道养德而出轮回者,乃为大孝中之大孝。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又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孝乃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道德之本,民族的兴旺发达,借此原动力而得以延续。尽孝道之人,必能己立而立人,忠爱国家,必能为国家民族尽大孝。一个不爱自己父母、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不够的人,很难设想他能有爱他人、爱国家、爱人民之心。难怪国外一些企业在招收员工、提拔重用人才时,首先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首要条件,并通过密查暗访,弄清究竟后,方才决断。这与今之考试考核,面试外表,只重虚表才华,难见心灵深处的选才方式相比,确不失为高明之处。
孝者,效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穷究人之本源,乃是无极的一炁所衍化。灵性的本体,来自大道自然,如何事以孝道?唯以“效天之慈悲、公正、好生、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大慈大孝,慈孝俱足。如果天下所有家庭都能和和美美.一家人和睦相处,个个都是孝子贤孙,那就没有必要特别标榜孝与不孝。孝与不孝相衬托,正因为出现了不孝子孙,才有必要提倡孝道。“六亲不和”,才需要提出“父慈子孝”。由此可知,太上提出“父慈子孝”的用心,是希望天下的子孙都尽孝道,那么天下的家庭都会和乐幸福。
修道之人,还应当尽孝敬天地师君亲的本分。无天地万物之养,人难以活命;无显隐众师之助,难以修炼成真。道经师三宝,师宝为先,无师之呵护培育,修真寸步难行,故师乃修真人的再造父母。父母只给了今生,师父却给予永生。故师之恩同于父母,大于父母,以天高地厚形容,也难尽意。故修真者当尽孝师之恩。敬师在于心,与师心心相印,以师之教诲为尊,大志修真,功成果就,奉献于众生,这是对天地之恩、对众师之恩、对万物之恩的最好回报,也是最大的孝敬!
父慈子孝,则家庭和睦,这是做人的基本伦理。上古时人心淳厚,慈孝在人们心目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本分,是天赋人性的自然流露。那时人们虽不知有孝慈之名,但人人皆能自觉遵行,以尽天分。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道德日见淡薄,六亲失和,孝慈难尽,故才提出孝慈之名,以化民不孝之心,以立孝慈之德,复家庭之和。家是国之细胞,家不和,国亦难安,故先辈们将齐家与治国并论。
孝慈乃上善之德,是大道赋予天地万物的本性,故万物万类皆有孝慈之心。羊有跪乳之孝,鸟有反哺之慈。人为万物之灵,更应尽父慈子孝之心。纵观现今世间,不孝不慈之事例,每见于传闻报端,杀父弒母等骇人听闻之事,屡见不鲜。此类伤天害理之事,已不如禽兽,虽衣冠加身,也只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国家昏乱,有忠臣。】
“国家昏乱”,为君者不修道德,君昏民暗,上下不明,谓之“昏”。治国失道,民心失信,政令不行,上下相怨,社会不宁,谓之“乱”。当奸邪争权乱朝政,祸乱国家、危害百姓时,能忧国忧民,挺身而出,匡扶正义,尽心报国,谓之“忠臣”。
“忠”者,尽其中正之心也。一个“忠”字,具有无穷的深意,包含着宇宙万物的真谛,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忠”就是诚信厚朴之本心,就是忠诚老实,忠厚待人,忠于家,忠于国,忠于人民,忠诚对待一切事物。人人本性中都具有这个“忠”字,只因被后天欲心污染,被私心妄念所遮掩,故忠心逐渐淡失,而变为奸诈机巧之心。一个具有道德之人,忠字常在心,尽忠而不显忠,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大忠大信之心,只有在关键的临难时刻才能表现出来。君权时代,君有过则敢犯颜直谏,是为忠直之臣。在国家有难之际,能誓死不辞,挺身而出,舍身报国,力扶社稷,抗御祸乱,是为忠节之臣。例如宋时的岳飞。在国君昏暗,民无宁日,当此臣节难立,臣忠难尽之时,若能忠于真理,不为昏君所乱,此忠信之心不显而显。比如商纣无道,囚箕子,杀比干,此等忠于真理、宁死不屈的忠贞之名万古不朽。凡忠臣无非是为了保全民生,顾全国体,而不计较个人的利害毁誉。故曰“国家昏乱,有忠臣”。
人必忠于国,忠于家,忠于朋友,忠于一切事物,有此忠诚之德,而后才可以谓之人。万物皆含忠。观草木之类,忠于四时。禽兽之属,忠于卵育。天地之大,忠于气候。日月之明,忠于昼夜。人秉天地之正气,言语举动,岂可不以忠为首务?一人尽忠,千万人尽忠,众志成城,牢不可破,心本实心,脚踏实地,有何事业不可成功?忠之一字,乃天地之刚气,无坚不可摧,无物不可挡,以之治心则心正,以之治家而家齐,以之治国而国兴。观今之人心,失忠已多。交友处世,待人接物,多施以奸巧诡诈,不能尽其忠心。呜呼!人心虽非天地日月之可比,奈何连草木禽兽之不如也!
忠诚义士虽然可歌可敬,但从大道来看,也并非是好现象,它反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历史上的忠臣,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皆为人民所敬仰。他们忠心耿耿,临危受命,为国家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忠臣都出在历史混乱、民族危难的悲惨时代。故而凡是忠臣的出现,都伴随着人民的苦难。假若国家康宁,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人民幸福,人人皆具德风,那岂不是人人都是忠臣,人人都是好人,何需特别称赞某一个忠臣呢?前人有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这便是太上提出“国家昏乱有忠臣”的真正含义。
“忠”字是由“中”与“心”两个字的组合词,可称为“中心”或“心中”。这个“忠”字是人道的基本元素,也是修证仙道的基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无论道家或儒家的学说中,对这个“忠”字都作了大量精辟的阐述。中华文化源于道,我们的祖先都是大智慧者,故国名称为“中国”,我们的民族称为“中华民族”。可见“中”与“忠”字同根同源,富有极其深刻的内涵。
就修真证道而论,一部“观心得道”学说,始终贯穿着“忠”与“中”的理论与实践两大系统,又是两大概念的统一。“忠”与“中”就是一部无上的天元心法,是归根认祖的根本大法和必修途径。这是中华先祖们经过自身的长期修证实践,总结验证出的由后天复返先天的完整理论和方法,其内涵精髓,都高度浓缩在这个“中”字里。其内容包罗万象,直指根本,揭示本源,殷切期望我等后代子孙都能归根复命,直超彼岸,人人得证,个个成真。
【本章说解】
本章之要,是说上古圣贤治世,本是无为而为,自然之治,从不轻易发号施令,人民相安无事,安享天下太平。因为气数有兴衰,所以后世天下渐失道德,所以不得不以智谋机巧治国,从而导致了人心生伪,民风也随之愈趋愈下。大道之用,用无为则治,用有为则不治。无为之治,就是循其自然之道,行当行之事,无私心私利,无后天识心欺诈,一切皆是天理纯然,上下相安于无事之中,万民共乐于道德之化。圣君治天下是在“无为”的状态下而“无不为”,故其所做所为毫无痕迹,不显山,不露水,不彰扬于世,所以人们皆不识不知。民虽已被德化,入于先天无为之境,却不知自己是怎样被化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老子所称赞的理想社会,就是圣人治世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道治社会。《帝王世纪》中记载了帝尧之世的景况,诗曰:“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生动的画面,可以说是对老子“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最好图解。若是治以有为,必因时势之变迁,人心之不古,安能自然乎?纵观历史可知,人类社会经历了道治、德治、政治、法治这四个阶段,唯有道治是最理想的社会。自德治以下,都是有为之治,必然导致种种弊端,正像老子在本章中所指出的“有大伪”、“六亲不和”、“国家昏乱”等现象,皆是不以无为道德治国的必然结果。
此章经旨,在于教化世人要至诚无妄,复归于先天自然。天之德,大公而无私,顺道而行;地之道,以无为顺之于天,以自然之理长养万物。圣人治世,皆是效法天地之德。修道之人应知此理,须在修无心、行无为上下功夫。若能空明其心,不显于用仁义,不外露其智慧,尽其当然,行所无事。身在事中,心在事外,何患道之不成、命之不立?
老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社会正面临着转型多变之中,所以出现了许多病态现象。由此他发出无限感叹。在许多章句中,乍看起来是唱反调,其实在这种“正言若反”中,却寄寓了他无限的慈悲真情,意在对后世进行正面教育。太上所言,看起来很严厉,但也是“爱之心切,责之甚严”。看起来是反对仁义、智慧,其实他最担心的是假仁义、假智慧毒害人心。
老子的思想与儒家学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深度之不同。儒家思想是道家学说的分支,是做人应世的学问。而道家学说则是既有人道,又含天道的至高境界。佛道儒本是一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各有分工,各有侧重。佛是灯,道是路,儒是身。空净师曰:“儒家是一个粮食店,人天天都要吃饭,谁都离不了。佛家是一座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由各人随心选用。道家是一座综合医院,既治人身,又治人心。”南怀谨先生说:“孔子是个文化医生”,“老子是医生的医生”。他认为孔子提倡的“仁义”这服治世药方,对是对,但是药吃多了,又会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难免。
太上在本章主要是讲事物互变之理。任何事物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修道必须全部融会贯通,才能随时知变、适变、应变,方能洞烛机先,微妙玄通。比如本章所讲的“仁义”,虽属于德,但容易被后天人心曲解。有私心的人,往往会利用“仁义”之名,行假仁假义之实,做欺世盗名之事,结果弄巧成拙,危害社会。老子是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病态,所以才感叹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并不是太上反对仁义,反对智慧,反对忠臣,反对孝慈。而恰恰在于唤醒“无为之治”的美好社会。
抱一章第二十二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
“曲则全”,“曲”者,隐曲、圆曲之义。曲与直相对待。道曰“玄窍”,佛曰“那个”,儒曰“端倪(事情的头绪迹象)”。“曲则全”是我们先祖早就发现的宇宙真理。《易经·系传》说:“曲成万物而不遗。”宇宙都是曲线的,是圆周形的,而不是直线所构成。观察物理世界,没有一件事物是完全的直线所构成。银河星系呈圆形旋转,太阳系有八卦九宫之形,北极就有各类不同曲线光形。树木有年轮,果实多圆体,万物无不由曲线构成,圆即是曲。所谓“直”,是把圆切断分割,或将它拉成直线。故曰“曲成万物”。人体这个小天地,与宇宙大天体结构相同,气象的变化与太阳月亮密切相关。《阴符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是说观察天地的自然法则,把握自身的阴阳变化规律,修炼功夫即可信手得来。
“曲则全”,也是讲做人的道理。为人处世,外圆内方,运用巧妙的曲线,往往随机一转,就能转忧为喜,转凶为吉,这是做人的方法艺术,也就是画家所讲的曲线美。俗话说:“话有三说,巧说为妙”,讲的就是“曲则全”之理。别人有错误,如果直来直去,往往对方接受不了,如果转个弯子,话从正面说,委婉柔和,旁敲侧击,既可达到目的,又能彼此不伤和气。这就是善于言词的“曲则全”。不过在“曲则全”中,还要坚持直的原则,老是转弯抹角,就会滑到不讲原则的“大滑头”里去。所以,曲直之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外圆内方,执两用中,才是“曲则全”的正确途径。
太上所云“曲则全”,就修行而言,是指在人身的隐微之间,在那个独知独觉之地,有一个浑沦完全、活泼灵通之机,由此存之养之,采取烹炼,即可至于丹成仙就。此处即古人所喻的冬至一线微阳,以至于生生不已。又如初三一弯新月,渐至十五月圆,无非都是“曲而全”之理。“曲”是隐的意思,隐微之处,其机甚微,其成则大。一曲之内,无非是理气之一元。全体之间,亦是太极之精粹,这就是“曲则全”。修真人得此“曲全”之理,回环抱伏,如鸡温卵,一心内守。久则一股清刚之气,挺然直上。
“枉则直”,“枉”是纠正,将歪的东西纠正过来,就是枉。“枉则直”就是将偏离中心的事物,修正到事物的中心点上,使它围绕核心,而不至于偏离方向。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宇宙间的万物,没有一件是直的,直是人为的、暂时的、勉强的,因此便有“矫枉过正”的成语。矫正太过了,又会变成弯曲。一件事物,太偏左了,将它拉到中间居中即可。如果矫正太过,又偏到右边,那就不是中道。中是心,中是一,唯心是道,偏左偏右都是“枉”,都是差错,都不符合道性。“中”道是一门极为广泛而高深的学问,涉及到哲学、物理、人伦、生理、修真等各个领域。宇宙万事万物无处不含中道,合中者存,失中者亡,这是宇宙的一条基本法则。夷险祸辱之来,逆来顺受,不辩不争,这就是“枉”之义。人皆不枉而求直,强以争直,结果反至于枉。所以圣人顺其枉而不逆,屈而忍之,顺而化之,故能固其全德。世间事物皆有时数,枉之日久,枉必自化,理之不直,不求而自得。故曰“枉则直”。枉而能直,故知“枉”之道亦甚大。
“洼则盈”,“洼”者,地面洼下之处。“洼则盈”,是说水性下流,凡是最低洼的地方,流水聚积必多,最容易盈满。圣人以洼下自处,以谦退处下,不敢为天下先,就好比地之洼下一般,虽无心求盈满,但其洼下之德未尝不满。洼而能盈,用之于地上,用之于天下,无往而不妙。“洼”即谦下之德,甘处人不愿处的卑下之位。正因为有处下不争之德,故天下人亦不能与之争。由此可知处下不争的道理。
【弊则新,少则得(多),多则惑。】
所谓“弊则新”。“弊”者,指故旧的东西。温故能知新。世人多有喜新厌旧、弃旧图新的思想。求新求好,追逐外表虚华,不知新与旧的辩证关系。修道者修于内而不修于外,自处谦下,自受弊薄,不与人争新,而心境却常常自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因为圣人深知道德贵乎隐,所以常养于弊,使旧可以化而为新;不养于弊,则新也可以变而为旧,乃至于损毁弊败。这是事物的互变法则。“弊则新”是老子从事物的反面,来表达正面的道理,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甚至还有它的八面、十面,如果把握不好,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如太上在58章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少则得”,“少”就是“舍”,是就人的私心欲念与道德的对应关系而言。私心愈少,公心愈得,欲望愈少,道心愈得。圣人隐蔽而不显露,抱元守一,少私寡欲,不使七情妄动,专心养性,不致五性失和。抱一之道既得,一贯之理时行。自取其少,得而反多。这种有形与无形的转化之理,多即是少,少即是多,舍即是得,得即是舍。这是天道“佑谦”的法则,故曰“少则得(多)”。
“多则惑”,真知大道的人才能明白,知识愈多,烦恼愈大。财富愈多,痛苦越深。所以佛经里把烦恼叫作“烦惑”,愈有烦恼,思想就越迷惑不清,认识大道之理就越难。欲修大道者,应先除尽情欲,断除烦惑。人心对名利的占有欲,从来都是多多益善,岂不知财多者必惑于所守,学多者必惑于所闻,名多者必惑于虚荣。人若不能去掉私心,不清心寡欲,便不能得一贯之理。不能守抱一之道,必然多见多闻,多学多惑。多惑之人,则心中不能清静,心理不得融贯,内外不能合一,抱着俗识浊见不放,难以求得宇宙大真理,何以能复返先天?辩证法告诉人们:凡事凡物,凡名凡利,追求多者,必失于一,失一就是失道。故曰“多则惑”。
圣人舍其多而守其一,舍其繁而就其简,舍其奢而就其朴,所以其理不惑,其事不乱。故圣人观万物之理,即一物之理。观万人之事,即一人之事。能化万为一,又有何惑?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此句是总结上文六句,都是讲的抱一之道。老子说:自古以来,有道的圣人,必是“抱一为天下式”,巍然而不拔,固守道一的原则自处。何为“一”?“一”就是道。此句经文其一是说,人活在世上,做人处事要有一个准则。也就是人生观、世界观。世间人虽有名位之高低,职业之不同,贫富之差别,但人格都是平等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做人准则,也应当有一个人生的目标,活得有价值,才不枉来人世一趟。
万物万类虽千差万别,但皆是禀受道之一气、天之一理所生。“一”是混元无极大道。在人身即为一点虚灵不昧之光,在物则为自然之本性。圣人守一,乃知万事,故成为天下人修身、治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式。“法式”就是法则、规矩、模式、规律性。圣人明一之理,归一之道,惟以抱一为治天下的法式。故先辈云:“得其一而万事毕”。
天下万物各具一理,同出一源。以一理推之,物物皆有理,事事无不通。譬如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仁主于爱,义主于利,礼主于敬,智主于知,信主于诚。此理在人心本无不足,因人们不能尽其自然,所以私意横生,曲者不能全,枉者不能直,洼者不能盈,弊者不能新。世间千万事实证明:多争而能多得者极少,多欲而不惑者亦少,此皆是因为不能得抱一之道也。圣人所抱者虽一,所应者却无穷。所以天下之人,不教而自一,天下之物,不齐而自一。这就是“抱一法式”之妙,也是万物“归一”之道。
代代祖师,苦口化人,意欲使人人都能同归觉路,早出苦恼迷津。人若不知心,便不知“道”。所以修道者必须自炼心开始。“然炼于未发难知,炼于已发易为”。例如出现杂念、妄心、游心,皆是已发之心。欲使心寂然不动,必须守其心、定其心、收其心。守心之诀在“抱一”,守其未动之时。定心之诀,在定其心动时。收心之诀,在收其已动时。收之不易,先要察其机而随起随收,收之愈急,守之愈坚,定之愈固。这就是修心的妙诀,其要在于使心的动静合于道“一”。
心由先天一炁之真阳所结成。故心属火,但非纯阳无阴,其阳中自有真阴。“心”字的形相上有三点覆下,下有偃月载上。可见阳非阴不长,阴非阳不生,真阴从真阳,故名为心。故心的特征就是:动一毫妄念,心内就损耗一分真炁;多一丝妄事入心,便添一种魔障。有道是:“一念动三千,有灵皆由田;寸土常寂静,随缘共转天。”
“抱一”就是修心。修心之道,儒曰“正心”,佛云“明心”,道名“炼心”。心皆一心,法皆一法,修持虽各有小异,证果却无不同归,仙佛圣真之名,就是此“一心”圆满至善之别称。从心起修,则一真一切真,一证一切证矣!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
这“四不”,是佛道儒三家通用的道理。只是佛家与儒家多从正面讲,道家老庄之学往往从反面说,比较起来,反说的意义往往来得更深刻,更具有启发性,让人反思自悟。正面说往往使人容易视为教条,产生抗拒意识。而太上的正话反说,却合乎“曲则全”的道理,使人容易接受。世人皆有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之通病,故心不纯静,不能得抱一之道。所以修道有几层功夫,一克己,二改过,三省察,四布慈。
“不自见故明”。“见”,同观。所谓“自见”,就是自我的见识。人本来应该时时反省,为什么这里却要说“不自见故明”呢?这是说,要人不可固执自己主观的成见,执着了己见,便是佛家所说的“所知障”,反而成为自障。只要脑子有了主观框框,就很难接收客观的东西,因此说“不自见故明”。人的主观意识往往有“先入为主”的习惯,尤其是一个领导者、企业家,一旦事业有所成就,千万不可得意忘形,须有自知之明,多听别人的意见,才能更加明白事理。若能虚心听取大家意见,把群众的智慧,集中为自己的智慧,那自己的智慧就大了。
人的自见,都是受自己后天因素的长期熏陶形成的。这种“自见”,往往都是管中窥豹,鼠目寸光,难以完全事理。而且这些“自见”多是只见于己,不见于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陋知短见,所知亦是半解不全。所以,凡有自以为是者,都是被俗心蒙蔽了真性智慧,爱表现自己,容易固执己见,所见既不全不远,所知也不明不彻,故而误人又害己。圣人因物而现物,因事而现事,能穷其事理的精微,上能察于天文,下能察于地理,中能参人事物。乃至古今之变,显隐之机,皆能洞然而见,这些都是圣人“不自见”的妙处,是谓之真见。故曰“不自见故明”。
“不自是故彰”。“自是”与“自见”,其内涵有相通之处,但同中有异。“自是”是认为我的意见一定都对,绝对没错。譬如现代人常说的“某某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乍听起来很有气魄,其实这种“自是”的人,最后终将失败。历史上项羽的“刚愎自用”,最后惨败的结局,就是“自是”的典型例证。所以只有不自以为是,才是事业成功的保障。
“不自是故彰”,是说有谦虚美德的人,虚心处下,心地无云遮雾罩之蔽,不自以为是,所以能心常清明,其理不扬自彰。世间常人多以自见为是,自以为正确。但往往因为自己所认为的“是”,只是门缝之见,不合乎大道之理,仅能自欺己心,未必能信服于人,故其所认为的“是”理不彰,不会被人接受。圣人不以自是为是,而是因物性之是为是,因事理之是为是,因道德之是而是之,毫无半点主观痕迹,纯属天然之是。故合于道德,合于天理,其道理自会彰现于天下。
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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